“饭可以少吃，觉可以少睡，书可不能少读啊”
毛泽东经常说：“饭可以少吃，觉可以少睡，书可不能少读啊!”几十年来，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总是珍惜时间，孜孜不倦地学习各种知识。在战争年代，行军打仗异常的艰苦，不仅没有整段的时间来读书，而且缺乏书的来源。但是，热爱读书的毛泽东总能挤出时间来读书。他充分利用行军和休整的间隙、饭前饭后的片刻时间，以及晚上睡觉的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各种社会科学书籍。有一次，他带领部队离开茨坪，到了五斗江。部队原地休息，毛泽东就找了一个偏僻地方，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全神贯注地读起书来。在井冈山时期，有一段时间没有书刊报纸看，毛泽东便率领部队攻打土豪劣绅盘踞的县城，并指导战士们多多搜集书刊资料。1931年，红军攻打漳州时，得到一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毛泽东高兴异常，分外珍惜这本书，一直带在自己的身边。行军休息期间，只要有一丁点的空闲时间，他都会拿出来读上三五页。1934年开始长征时，毛泽东病倒了。在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一直是躺在担架上的。但据当时护理他的医生回忆，毛泽东那时仍然手不释卷地读一本书，后来才知道这本书就是《反杜林论》。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毛泽东把重要的书籍化整为零，分散给随行人员、战士携带。警卫员的挎包里装着他常用的工具书：《辞源》和《辞海》，每到驻地就摆在他身边。从延安撤退的时候，别的东西丢下了很多，但是他的书，除一部分在当地埋藏起来以外，大部分，特别是他加了批注的那些，经过千辛万苦，辗转千里，以后搬到了北京。这些书是毛泽东藏书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珍贵资料，也是毛泽东酷爱读书的见证。有一次毛泽东在书房里翻阅这些书时，不禁感慨万分：“这部分书能够保存到今天，首先要感谢那些曾为我背书的同志们!”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日理万机，昼夜操劳。时间对于毛泽东来说，真是如同生命。毛泽东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书。为了抓紧时间多读点书，他甚至在外出开会和视察工作时，也总是千方百计地挤时间想办法读书。于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这样一个习惯：毛泽东外出时，他总是要随身携带一大批书。
毛泽东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必先作两方面的调查，一是向人作调查，询问当地的政治、文化、经济、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二是向书本做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风土人情等。每次外出时，毛泽东都要亲自选好要带的书，并且还要向当地图书馆借阅。
毛泽东有几个长方形的大木头箱子，约2尺高，3尺长，1尺多宽，木质粗糙，外面刷了一层清漆，十分笨重，这是他外出时装书用的。每次离京外出，毛泽东都是“兵马未动，书籍先行”，一定要开列一份长长的要携带的书目，装箱带走。他在飞机上、火车上、轮船上始终是手不释卷。
“人的知识面要宽些”
参观过毛泽东故居的同志，都深深地体会到毛泽东书房的两大特色。一是藏书丰富，二是与书共眠。
毛泽东所藏之书，门类齐全。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十分爱读马列主义经典书。但是，他还爱读自然科学方面的书。他常说：“人的知识面要宽些。”而要做到知识面宽，必须多看书，并且要看各方面的书籍。毛泽东不仅爱看正规的理论书籍、学术著作，有时还很爱看些闲书，如古人写的随笔、小说。他甚至还研读宗教经典。毛泽东不仅是一位通晓各种知识的大学者，而且还是一个喜爱藏书的文人学士。他一生中，究竟读过哪些书，读过多少册书，现在很难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我们只能从毛泽东的藏书中，从他批阅过的书籍杂志中，粗略地知道毛泽东所读的书，爱读的书。比如，毛泽东在延安简陋的窑洞里，系统地研读了大量马列主义书籍，从而奠定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指导地位。至今，在中南海毛泽东的故居，我们仍能看到保存在那里的一批书籍，纸张已发黄，陈旧的书页上用墨笔标着不同的记号，这就是一些当年毛泽东在延安阅读过的马列著作。这些书籍有：《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选集》(苏联出版的中文本)、《国家与革命》、《理论与策略》(收有斯大林著《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主义批判》、《关于辩证法的笔记》等。另外，两本列宁的名著《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是他长征后带到延安的，书已经破损，但毛泽东仍反复翻阅。就在这两部书中，有用几种不同颜色笔划的圈、点和杠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二读”、“三读”的字样，并有不少批语。
毛泽东的藏书，最主要的是这么几类：第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集与选集;第二类是阐释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各种教科书和理论书籍。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哲学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史的理论书籍;第三类是有关中国历史的书，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系列、《纲鉴易知录》系列、各朝纪事本末系列等;第四类是各种中国古书，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样的类书、丛书到各代笔记体小说、随笔，从诗词、文论到市井笑话集;第五类是中国近代现代的一些名著，如《鲁迅全集》、《革命军》等;第六类是工具书，包括《辞源》、《辞海》之类的工具书，也包括《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这类工具书。此外，还有一些译成中文的世界历史、政治、哲学、经济和文化名著。借助于这些藏书，毛泽东在书海泛舟，探奇览胜，成为举世公认的思想家。
毛泽东藏书完全是为了使用。他不是古董鉴赏家和古董收藏家，因此，他不在版本上求古、求孤、求绝。他嗜爱中国古书，但并不特别去追求古版本。在他的藏书中，既无宋版本，也极少明版本。
我们现在参观中南海故居时，还可以看到毛泽东书房的另一个特色与书共眠。毛泽东手头常看的书基本上放在床上，这一点给前来参观的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毛泽东的床上，半边床都摆满了书。那些书当年都是由逄先知根据毛泽东的需要经常为他摆好的。每过一段时间，他调整更换其中的一部分，再摆好供毛泽东随手拿起来阅读。毛泽东卧室的书架上、办公桌上都摆满了书，就是饭桌、茶几和睡床上，甚至厕所的方凳上也都摆放着书籍。从这些布设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一是毛泽东是挤时间读书，尽可能地利用一点一滴的时间来看书学习;二是走到哪里，就学到哪里，到处放满了书，拿起来很方便。即便是到了外地，仍然如同在北京一样，床上、办公桌上、饭桌上都摆放着各种要看的书。
毛泽东常说：读书治学没有什么捷径和不费气力的窍门，就是一要珍惜时间，二要勤奋刻苦。到了晚年，毛泽东因年高、体弱、多病，常常躺在床上看书学习。他在床上除了躺下一个人的位置外，其余地方全是放的书。他把看书当成一种休息，所以在工作之后的时间里，他几乎全部都用来看书学习。每天晚上，他看书都看得很晚。由于工作一天的辛劳，有时他常常抱着书本就进入了梦乡。醒来后，就又孜孜不倦地看了起来。“毛主席床前一盏灯，春夏秋冬夜长明”，这是警卫战士对毛泽东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和学习的颂歌，也是毛泽东深夜工作、读书生活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晚年，尽管体弱多病，但仍千方百计，争分夺秒，攻读不辍。为毛泽东治病的医学专家姜泗长说：“我看到毛主席在病中依旧日日夜夜地工作和学习，常常持续10几个小时，有时竟达20几个小时，就连吃饭或量血压时也要抓紧时间做些事。我每次给毛主席治疗，他老人家靠在沙发或躺在床上，总是手不释卷，他那全神贯注的神态，仿佛不是同病魔周旋，而是沉思着怎样指挥一场重大的斗争。”这就是毛泽东，人书一体的政治家。
《水浒》与水壶
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受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有充足的书源，为此，毛泽东经常请同志们帮他购书，寄书，以解知识的饥荒;不仅如此，他还注意搜集马列主义著作和其他社会书籍。1929年11月28日，在湘赣闽一带农村进行土地革命的毛泽东给中央写去一信，信中说：“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我们望得书报如饥似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在这封信中，毛泽东重视书籍的心情，跃然纸上。同时，他怕此信不起作用，又给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部长李立三写去一信：“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快报给我。”的确，毛泽东能够忍受物质生活上的匮乏，但对缺少快报的日子却难以忍受。他一方面给中央写信，希望能够从中央那里得到一批书刊，缓解书荒的处境;另一方面，他又积极想办法“虎口抢书”，“向土豪借书”。他规定红军每打下一个县城，一定要把所有的报刊、书籍尽可能片纸不留地带回来，以作行军打仗参考之用。红军每打下一个县城，总是先去敌人的县政府，找敌人的档案文件;再去当地邮局，设法搞报纸杂志，往往是空手而去，满载而归。毛泽东往往利用这些“战利品”，了解敌情，了解国内外大事，同时也从中获取大量的知识。
长征路上，有一次部队打了个胜仗，夜间宿营时，毛泽东跑去问他的机要秘书黄友凤：“小黄，有什么战利品没有?”
望着毛泽东疲倦的眼神，小黄连忙把前方刚送来的香烟递了过去。
毛泽东摇了一下头说：“不是这个!”
小黄刚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不久，尚不大清楚毛泽东有什么习惯，更不知道毛泽东所要的“战利品”是指什么。
毛泽东解释说：“噢，对了，怪我没跟你讲清楚，我要的是书，比如州志啦、府志啦、县志啦什么的。打仗胜败是在知情势，这情势就是一个地方的山川气候、物产资源、风俗民情等特点。只有把握好情势，才能取得胜利。”
从那以后，在整个长征路上，每到一处，秘书和警卫员就为毛泽东收集“战利品”。走的地方多了，“战利品”也丰富起来了。毛泽东抓住一切空余时间阅读，为了减轻挑夫的负担，读完后，很多书都忍痛扔掉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提起那些“战利品”，毛泽东还感到非常遗憾!
有一次，部队打下了一座县城。毛泽东被分配住到一个地主的庄院里。他走进院子，环顾了一下四周，把警卫员叫来说：“小鬼，这家人看来蛮富有，你四处走走，看能不能找本《水浒》来，我想用用。”
小战士接受了这个任务，高高兴兴地四处寻找起来。不一会儿，他提着个大水壶回来了。
毛泽东一看，马上明白了。他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一只手叉着腰，用爱抚的目光望着小战士说：“我让你找本《水浒》，你给我找了把水壶，这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嘛!”
事后，毛泽东专门把在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叫到一起，让大家就错把水壶当《水浒》这件事展开讨论，要大家认识到看书学习的重要性。
北图一号借书证
菊香书屋藏书丰富，就个人藏书来说，已经不算少了。但是，这仍然不能满足毛泽东的阅读需要。他经常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替他向一些图书馆借书。
北京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一座图书馆。藏书量最多，品种最全，国内的孤本、善本、珍本也最多。北图不仅在中国首屈一指，在亚洲也是藏书量数一数二的大图书馆，还名列世界十大图书馆之一。北图旧馆与中南海大院北门隔街相望，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对于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地利”。
中央办公厅的同志经常来为毛泽东借书，引起了北图同志的注意。1958年夏，北图换发新的借书证，毛泽东身边的同志特地去给毛泽东办了一个。北图的同志出于对毛泽东的敬意，把他的借书证编为第一号。此后，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使用的始终是北图的一号借书证。
借书对爱读书的人来说是常事。在北京借书比较方便，那么，外出如何借书呢?毛泽东就向当地的图书馆借阅。对于全国的很多图书馆来说，毛泽东虽未办过借书证，却曾去借过书。杭州、上海、武汉、成都、庐山等地的图书馆，都留下了毛泽东借书的记载。
1958年3月，毛泽东首次来到成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毛泽东一到这个蜀汉古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阅读。以后，他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还在书上批、划、点、圈。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3月8日，毛泽东借阅楹联书10余种，其中有杜甫草堂的对联，还有孙髯翁作的昆明大观楼长达180字的对联。毛泽东对这幅长联甚为欣赏，他能背诵如流。清人梁章巨在《楹联丛话》中，认为此联“究未免冗长之讥也”，毛泽东颇不以为然。他在对此书的批语中写道：“从古未有，别创一格，此评不确。近人康有为于西湖作一联，仿此联而较短，颇可喜。”毛泽东多次到杭州，工作之余，他常常借阅当地的地方志、当地古人的文集和诗集。例如，他借阅过宋朝林逋的诗文集，明朝于谦的文集、传记和有关的小说。林逋隐居于西湖孤山，一生不做官，喜种梅养鹤，被人称为“梅妻鹤子”的诗人。于谦是爱国名将，做过明朝的兵部尚书。毛泽东在杭州还要过历代古人写的有关西湖的诗词。当时在杭州从事文史工作的叶遐修，收集了自唐至清咏西湖的诗二千多首，从中选出二百首，编成《西湖古诗集粹》，抄送毛泽东阅览。
关心《柳文指要》的出版
毛泽东酷爱中国古代散文，对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极为推崇。1959年3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柳宗元的诗》一文，毛泽东读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柳宗元是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说》。”196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接见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又说：“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他的《天说》，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一个人做了这么一篇。”毛泽东对柳宗元的喜爱，集中地表现在他关心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一书的出版上。
1960年，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先生开始着手撰写介绍柳文的书。在与毛泽东的一次会面时，章士钊谈到了自己的书稿。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他表示，自己也十分喜欢散文，希望章把书稿写完后送他先读。到1965年，章士钊完成了上下两部100万字的《柳文指要》，他将手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收到《柳文指要》稿后，派人给章士钊送去桃杏各5斤，并附上一封颇有趣味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5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认真地阅读了这部书稿，还亲自修改了若干处。到7月中旬，毛泽东已把该书稿上下两部通读了一遍。毛泽东又给章士钊写去了一封信：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判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柳文上部，盼即寄来。敬颂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虽然毛泽东已看出了这部书在思想方法论上存在着缺陷，但他仍流露出对此书的欣赏，并表示赞成出版。但康生看过此书稿后，却从中作梗，他要作者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原稿重作修改，方可出版。毛泽东得知后，于1965年8月5日给康生写去一封信，表明自己赞成出版该书。毛泽东认为：“大抵扬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批判。”康生见风使舵，说：“85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8月5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接到康生的信后，于1966年1月12日把书稿退还给章士钊，还附上一信，写道：“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妥当，请酌定。”毛泽东还把康生的来信也转给章士钊了，连信封都没换。
此书稿送到中华书局不久，“文化大革命”狂风骤起，康生再次出面干预，《柳文指要》一书的出版又被搁置。1970年，章士钊于激愤之中，写给毛泽东一封信，说道：“根据康生的意见，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即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旁注：指不改变原稿)，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此进，谅已通将《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暇，庶乎少过。”显然，章士钊先生是说气话了。
毛泽东仔细琢磨了信的用意，挥笔在原信上作了批示，转给康生等人研究处理。由于毛泽东过问此事，最终促成了此书于1971年出版。
《柳文指要》终于出版了!这对于90岁的老人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章士钊欣喜万分，拿到新书时，他激动得手都发颤了。这是章士钊一生中篇幅最大、最完整的巨著。这种书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得以出版，没有毛泽东的关照或特许，那是不可想像的事。
章士钊先生自己掏钱买来上百册《柳文指要》，并买来红纸，裁成小条，亲笔题字，贴在书的扉页上，送给朋友们。当然，首先是送给毛泽东、周恩来各一册。
《柳文指要》还引出另外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发生于1972年春尼克松访华时。签署中美《上海公报》之后，周恩来在上海友谊大厦举行晚宴，欢送尼克松一行。席间，周恩来与美国国务院官员弗里曼交谈，发现他古汉语造诣很深。周恩来就向弗里曼介绍起章士钊及其《柳文指要》来。弗里曼极感兴趣。周恩来提醒章含之：“弗里曼先生那样有兴趣，含之，你送他一部《柳文指要》嘛!”于是，章含之连夜找来一册用过的《柳文指要》，送给了弗里曼。
由于毛泽东的关心，《柳文指要》在那摧残古典文化的特殊年代里得以出版。这部书又作为友谊的象征送给了美国人。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66期，摘自《红墙里的领袖们：毛泽东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