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朱德等在领导井冈山的武装割据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探索，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毛泽东在红色政权建设中采用的执政方略，不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新形势下加强党政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朱德等在领导井冈山的武装割据当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探索，建立了茶陵、遂川、宁冈、永新、莲花、酃县等工农兵红色政权，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毛泽东对红色政权建设的领导方法、采用的执政方式，不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新形势下加强党政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治军先治党
领导力量决定队伍性质。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形成核心，军队也好，根据地也好，都会松散无力，难以巩固和发展。所以，毛泽东把这件事看作一切的根本。其中最典型和最突出的抓手就是首先在“三湾改编”中建立起党在军队中的各级组织，并设立一套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制度。这决不是危难关头巩固部队的权宜之策，而是保证这支军队永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忠实执行党的革命政治任务的千秋大计。
1927年9月，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严重受挫，部队从5000之众减员到千余人。这支部队虽然有不少党员，但并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核心。赖毅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芦溪受挫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消极的道路。”[1]毛泽东通过分析研究部队的思想情况，深深感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和富有战斗力的基层组织，部队是经不起残酷战争考验的。于是，在永新县三湾村，前委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改编。改编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在部队基层建党，班、排建党小组，连建党支部，营以上设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在前委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
之所以要将支部建在连上，是因为“作战大部以连为单位，每一个作战单位有一个支部去处理和指挥一个作战单位的事，很觉便当”[2]。连队是部队战斗、生活和做群众工作的基层单位，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就使部队党的组织系统有了严密、扎实的基础，就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充分肯定了这一点，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3]
自三湾改编后，前委又抓紧在湘赣边界建立和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并开始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一切政策都要党员热烈讨论，深切了解;各级党部委员及书记尽量用选举方法产生……”[4]后来又厉行“洗党”，整顿了党的组织，纯洁了党的组织，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不仅使军队各级党的基层组织在边界斗争中日益发挥出战斗堡垒作用，同时还强化了党在红色政权中的领导和组织作用。
二、治政重治军
军队是井冈山红色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夺取政权要依靠军队，巩固政权也要依靠军队。“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武装不足，或有武装而策略不当，就立即被敌人占去。”[3]而“相当力量的红军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3]。井冈山斗争时期，红色政权成了敌人眼中钉、肉中刺，为了应对敌人的挑衅和多次“进剿”，乃至“会剿”，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非常重视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建设，因而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一是对军队进行整改。在三湾改编中，除了将人数不多的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和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以外，针对当时部队中存在的军阀主义作风严重的问题，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罗荣桓在回忆中谈到：“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是党员，但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核心，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更多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4]毛泽东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通过分析调查，察觉了问题的症结，采取了对部队进行有效改编的坚定措施，从而使三湾改编“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对建设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新型的人民军队起了重要作用”[4]。
此外，井冈山的红军来源众多、成分复杂，有秋收起义部队、又有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部队，还有平江兵变的部分主力，以及“袁王”地方部队以及莲花、万安等农军，甚至还有国民党的投诚部队。为了提高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及提升部队战斗力，毛泽东等通过对军队尤其是对“袁王”所部及国民党投诚部队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进行经常性的整顿训练和政治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最终让“袁王”绿林出身的农民武装及国民党投诚部队等武装成为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成为了真正为穷苦大众打天下的革命队伍。
二是对军队进行锤炼。多难兴邦，多战军强。朱毛红军不仅经受多次实战的考验，更有着在实战中取得胜利的实力。这一切，离不开毛泽东、朱德等人对军队进行独特的战略战术上的锤炼，更离不开毛泽东对军队进行的党性锤炼、作风锤炼以及思想锤炼。毛泽东根据茶陵工农兵政府创建中的教训和遂川工农兵政府创建中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一个理论，这就是“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3]。这些“重大任务”，经过民主讨论，写进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它有力地批评与纠正了单纯军事观点，实现了军事与政治的统一，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红军的性质和宗旨，更锤炼出军队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和本领。
三是严格军队纪律。铁的纪律是克敌制胜的前提和基础。针对红军部队纪律不太严格的现象，秋收起义部队在初上井冈山时，前委在荆竹山首次宣布了“三项纪律”。1928年1月，毛泽东在遂川县城又提出了“六项注意”。同年4月，毛泽东根据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向工农红军正式颁布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这些作为红军纪律的条文中的规定，都事关群众的实际利益，字字体现人民军队的性质，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尤其是这些红军行为准则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它远远超出纪律范畴，早已深深融入到军队的血肉，成为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四是确定军队宗旨。在井冈山红色政权初创阶段，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3]。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强调工农红军不能单枪匹马，孤军奋战，必须发动群众起来一道闹革命。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工农红军每到一处，通过写标语，访贫问苦，召开群众大会等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宗旨，宣传革命道理，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除此之外，工农红军还经常帮助群众春耕、夏耕、秋收、救灾等。红军忠实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心为老百姓办事，时刻将群众的冷暖疾苦挂在心上，所以，农民衷心拥护共产党，全力支持工农红军。
三、治制兼治官
古人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毋庸置疑，中国自古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治国理政都把重点放在治民上，结果都是事与愿违，好景不长，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毛泽东在井冈山红色政权创建当中，革故鼎新，改弦易辙，别开生面，把政治治制的重点放在“治官”和强化组织领导上，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是健全政府机构，加强组织领导。随着湘赣边界红色区域的开辟，尤其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的建立，毛泽东等积极主张要扩大苏维埃政权的宣传。1928年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下辖茶陵、遂川、宁冈、永新、酃县、莲花6个县苏维埃政府和新遂边特区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组织机构也逐步健全，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代表会议为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会议闭会期间由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处理事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下设常务委员会，该常务委员会由土地部、军事部、财政部、政法部、工农运动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妇女委员会组成。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健全，对于土地革命的开展、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是颁布施政纲领，实施法制建设。为使新建立的红色政权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毛泽东尤其重视法制建设。特别是《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纲领》和《井冈山土地法》的颁布实施，从而使红色政权建设进入了法制轨道。毛泽东指示中共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起草施政纲领。《临时纲领》的内容不仅涉及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基本民主权利，而且就政权机关、经济制度、军队建设、军地干部及士兵、群众教育等作了具体规定。对根据地而言，《临时纲领》实际起到了“宪法”作用。1928年11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边界党和工农兵政府结合中央的指示精神，并总结井冈山土地革命的经验，于12月又制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部具有法律效应、成文的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的颁布和实施，给土地革命提供了法律保障，直接指导了红色政权的土地斗争。
三是严明政治纪律，推动政权建设。政治纪律是维护党的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的政治原则，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井冈山红色政权建设中，毛泽东始终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作为首要任务，除了要求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政治纪律的学习，增强政治意识、政权意识、责任意识外，还对党员干部无视政治纪律以及危害党和红色政权建设的“异己分子”，执行党纪、政纪、军纪制裁。如处决企图拖队投敌的团长陈浩等人，就是一个例证。对这些叛徒的处决为红色政权建设带来了清新空气。加之毛泽东对“三大任务”的宣布，军地领导人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及部队官兵，更加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与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加强了党与人民群众、苏维埃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从而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投身革命、支持红色政权建设的热情。
四是加强民主建设，强化民主政治。井冈山红色政权初创时期，民主制度尚未建立或不健全，有些边界党以及苏维埃政府干部在处理事情时，往往脱离群众;对没收及分配土地上，表现了犹豫和妥协;经济上出现滥用和贪污现象;对白色势力产生畏避或斗争不坚决。有的还很少开民主会，遇事由常委处理，特别是区乡一级，遇事由主席(委员长)、秘书说了算;一些苏区政府特别是乡政府，小地主，富农及知识分子争着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政府，把持一切，贫农委员只作配角;在党和苏维埃政府关系上，出现了以党代政现象;或由于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信，许多事情为图方便，党在那里直接就插手干，政权机关搁置一边。红色政权创建之初出现上述问题后，毛泽东大力支持边界特委采取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予以纠正：一、在各级政府执行委员会中厉行民主集中制，权力归集体领导，反对个人说了算;二、整顿政权组织，纯洁内部。把用骗术钻入革命政府中的投机分子和腐化分子清除出去;三、在党政关系上，党委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但不以党代政，包办一切。党的方针、政策、方法、主张，必须通过政府去执行。从而使各级政府，既有权力，又有责任感，班子又团结，工作就踏实而有力量了，红色政权建设基础就更加团结和巩固。
党的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正式列入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既传承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又彰显了我们党以人为本的执政新理念。因而，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在井冈山红色政权建设中所采用的执政方略，必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总结党的执政经验、丰富发展党的执政理论，并为当前我们党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星火燎原编辑部.星火燎原丛书[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2]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斗争史料丛书[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井冈山根据地写作组.井冈山根据地(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68期，摘自2013年第2期《党史文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