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像过筛子，大部分人在岁月筛选中漏掉了。有的人却长在你记忆的土壤里，随着时间推移，根子越扎越深。
10年前我曾以《西陲将星》为书名，写过7位老将军披甲执锐、戍守新疆的业绩。如果允许我现在写一部7位《心中将星》，90岁的原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上将不可或缺。30年过去了，我对这位首长的印象在铢积寸累中愈发深刻。
一
一次没有报道的内部会议。
1995年3月8日，江泽民主席在于永波主任调查驻特区部队的情况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刘华清副主席要求总政研究部队进港前的舆论准备问题。
遵照这些指示精神，总政宣传部商请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港澳办与总政治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对香港军事宣传工作的若干意见》（1995政联字5号文件）。在文件起草时于主任指出：“驻军香港是宣示主权的象征，关系到香港的长治久安，不光进驻部队要政治过硬，对外宣传也要彰显国威军威。”落实于主任的指示，我觉得责任重大。回过头看，这些要求对驻港部队建设乃至反对港独势力都是很及时的。
于永波主任要求召开这次会议，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一次会议。历史的创伤是历史的一部分，即使那一页翻过去了，被掩盖的创伤也可能复发生蛆。香港回归24年了，有些旧疮还在流脓污染，侵蚀香港的肌体。面对乱局，中央政府不得不出手“消独”，为港人治港排除“体内独素”。由此可见，殖民文化对香港的毒害之深，敌对势力对香港的破坏之烈，特区政府对香港的治理之难。
事实上当年中英双方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交锋。经过两年22轮谈判，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于1984年9月26日在北京草签；1984年12月19日下午5时30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正式签字。
为了落实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我军从1993年初开始组建驻港部队，1996年1月28日组建完毕。中央军委对这支部队的建设极为重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強调“进驻香港的部队在政治上要特别过硬。”江主席、刘华清副主席的批示和于永波主任关于调查驻特区部队的情况报告，促使我们抓紧研究部队进港前的舆论准备问题。
遵照这些指示精神，总政宣传部商请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港澳办与总政治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对香港军事宣传工作的若干意见》（1995政联字5号文件）怎样组合力量，把这些指示和文件精神落到实处，我同副部长秦怀保、宣传局长王登平议论过几次，确定由我带工作组到正在组建的驻港部队调查研究，听听广州军区的意见后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我把想法向于主任汇报后，于主任指示：“你们召开个对港军事宣传工作座谈会，听取中央和国家机关、新华社香港分社和有关港媒的意见，拟定宣传计划，每年组织几个波次集中宣传，舆论导向应该是可以掌控的。”自此以后，“驻军香港宣传要彰显国威军威”，便成为香港回归前后舆论导向的主基调。
经过认真准备，总政宣传部11月21日至23日，在广州召开加强对港军事宣传工作座谈会。中央国家有关部门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中央外宣办副主任李冰、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王凤超、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带着各自的工作人员莅会，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商报和紫荆杂志的负责人，“976”办公室、解放军报和新华社军分社、央视军事部、央广军事部的领导、全军各大单位宣传处长和驻港部队政治部的领导共48人参加了会议。我同宣传部宣传局副局长范西峰、干事肖平组织召开这次会议。
会议期间，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领导同志，分别介绍了中央对外对港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我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进展情况，香港的政情、民情和舆情，专题研究了如何贯彻落实【政联字5号文件】精神。
会议在分析香港经济社会形势基本稳定的同时，对港英当局抓紧部署撤退，围绕政权交接制造种种障碍的情况进行了研判。为了阻碍我军顺利进驻，他们在纠缠兵力、部署、营房、军事用地等问题的同时，又加紧控制媒体，竭力抹黑我军形象，妄图把尚未对外公开的驻港部队推进舆论贬损的漩涡，制造港人与驻军的隔膜和对立。
香港的新闻传媒非常发达。当时有报馆80多家，仅中文日报就有41家，英文日报7家，各种期刊杂志619份，有1家兼备广播和电视的政府电台，2家私营广播电台、2家私营无线电视台、1家私营有线电视台、1家英军广播电台以及中外人士合资经营的4家卫星电视。随着香港回归倒计时，港内外各种政治力量争夺舆论阵地，争夺人心的斗争十分激烈。以苹果日报为首的右翼报刊，以“新闻自由”为幌子， 惯于把小事情炒成“大新闻”，甚至不惜制造假新闻，左右舆论，误导民众，唯恐香港不乱。相对于右翼媒体，能够向港人传播中央政府和人民军队声音的媒体只有“四报两刊”，力量薄弱，受众有限。
那时候港人对军队驻港的担心主要有三点：一是军队的多数官兵是农民出身，文明素质低，与港人交往易引发纠纷；二是军人待遇低，香港消费高，军人外出购物会不会威逼卖主；三是军队在内地办的公司会不会进入香港，给香港巿场造成冲击。会议分析香港舆论态势后，确定了“着眼全局，积极稳妥，精准有效”的指导思想；“以我为主，利用中间，限制右派”的工作思路；划分了回归前和回归后的宣传重点，给军队新闻单位明确任务，短时间内集中采写一批反映我军文明之师形象的重磅稿件，运用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和典型人物，粉碎右翼媒体散布的谣言，缓解港人对驻港部队的担心。同时对香港回归前两年的宣传内容作了具体部署，要求驻港部队深入学习《基本法》，了解香港社情民意、风俗习惯、舆论热点，做到知己知彼，有备进港。
为了消除港人的顾虑，驻港部队首次对外开放日时，我们邀请香港“四报两刊”和一些进步媒体参观采访驻港部队，驻港部队摄影画册同日正式发行。一些电子宣传品也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媒体上推出。随着正面宣传力度的增长，香港的舆情发生了积极变化，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香港回归也没有出现过意外。2012年12月9日，后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的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和我在无锡冯其庸学术馆开馆仪式上不期而遇。谈及1995年11月在广州召开的加强对港军事宣传工作座谈会时，张浚生同志兴致勃勃地说：那次会议规模小影响大。香港媒体鼻子很灵，本来会议对外保密，后来他们还是嗅到了一些气味，进步报刊增加了正面报道内容，右翼媒体不敢再瞎编虚假信息。现在连港人也认为，驻港部队是香港的“定海神针”
实践证明，正确决策的导向往往会产生蝴蝶效应。于永波主任当年指示召开对港军事宣传工作会议，可谓是一次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的会议。这次会议的后续效应为97香港回归、我军进驻香港占领了舆论阵地。
向基层官兵传授锣鼓演奏技巧
二
一次适应新形势的编制调整。
1996年成立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是我在总政宣传部部长任上遇到的一件大事。从这项工作动议开始，于主任就強调，“局部服从全局，这是组织原则。军委确定的事情，首先是服从，总政机关要做好样子。合编要人合心合，不能貌合神离。”
军队电视宣传机构的调整是被形势逼出来的。实事求是地说，从央视正式向全国开播以后，纸质媒体和广播电台的影响日渐式微，电视宣传的影响越来越大。其声像兼备、形象逼真、传播迅速、覆盖面广的特点，是纸媒无法相提并论的。因此，加强电视宣传，搞好舆论引导，展现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成就、新面貌，鼓舞士气民心，便成为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的共同要求。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央视由过去的1套节目发展为5套节目，军事节目的播出时间所占的播出比例却由1985年的0.4%下降到1995年0.038%。央视1996年开办专业频道（加密卫星电视传输方式）后，如果军事节目再不增加播出时间和内容，与形势需要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播出时间受限，大军区、军兵种拍了许多好片子一直积压着不能播放，广大官兵和亿万军迷都希望央视增加军事报道的内容。
央视军事部主任刘效礼向于永波主任汇报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于主任当即定下决心，转变观念，调整编制，整合力量，抓紧解决面临的新问题。刘效礼关于组建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的建议被提上议事日程。
于主任是位讲求实事求是的首长，既坚持改革创新，又反对盲目决策。他指示当时总政的分管领导，从1995年上半年开始，由刘效礼牵头，宣传部抽调精干人员组成考察小组，多方位进行论证，形成方案后报总政主任办公会议讨论。宣传部抽调宣传局副局长刘健、干事肖平，文教局干事张捍东组成考察小组，随刘效礼共同调查论证成立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经过大半年的调研考证，总政领导形成共识后，报告军委成立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1995年12月1日，军委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总政的报告。后经江泽民主席批准，在中央电视台专业频道增设军事节目的工作全面展开。中央电视台军事部、八一电影制片厂纪录片部和总政治部电话教学中心合并为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的工作随之启动。1996年2月7日，总参谋部批准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编制（1996年参务字21号）。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编为正师级单位，两位主官高配（副军职）。人员编105人，其中干部100人，士兵5人。4月8日，经总政治部直属党委批准，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党委常委由熊焰、刘效礼、沈知源、彭业宗、赵元贵5人组成。
组建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是一件棘手事。要把三摊子合成一摊子，先不说人财物方面的问题，单是统一思想就不大好办。对于这次体制编制调整，于主任的态度很谨慎，指示我们要权衡利弊，把工作做细，为总政领导正确决策提供科学依据。防止出现“一个灶台三口锅的现象。”
电视宣传中心正式编制下达后，于主任主持主任办公会议，亲自配备中心领导班子。经报军委批准，刘效礼被任命为中心主任兼央视军事部主任，宣传部副部长熊焰兼任中心政治委员。同时指示干部部、宣传部、直属工作部的领导，3个合并单位的人员跟着编制走，原则上不出不进，以后再根据新机构的运转情况和工作任务的特点作适当调整。
电视宣传中心两个主官可以高配的消息漏出来后，我们宣传部几位领导商量，建议总政领导配备中心班子时，政委由宣传部的局长中遴选。但我们的建议被总政领导否定了。中心的主任、政委由主任办公会议选定。结果宣传部想趁机提拔一个局长的愿望不仅没有实现，还让副部长熊焰兼任中心的政治委员。熊焰当时在宣传部分管宣传文教工作，兼任中心政委后几乎无法顾及原来分管的工作。
4月11日，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成立大会在总政大楼举行。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副主任周子玉、唐天标、袁守芳，广电部副部长兼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等领导出席。
于主任作了重要讲话，阐述了组电视宣传中心的意义，明确了中心建设的方向和任务，强调军委确定的事情，总政机关要切实抓好落实。机构合并的关键是人合心合，不能貌合神离。中心成立后不能一家一把号，各吹各的调。
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的成立，使军队有了自己的专业频道和时间保证，我军宣传工作朝着现代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这一项重要举措，从根本上扭转了军事宣传的滞后状态，受到全军官兵和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
事实证明，没有于永波主任的正确决策和跟进指导，电视宣传中心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局面，也不可能在第一时间把香港回归、98抗洪、汶川地震等重大事件播报出去。
三
一张没有发行的解放军报。
事情还得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之前说起。当时全国掀起学习《邓小平文选》（中央还未正式提出邓小平理论）高潮。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要求全国各大系统编写学习《邓小平文选》提纲。年初我向于主任汇报工作时首长指示：“学习《邓小平文选》，军队要走在全国前列，总政要走在全军前列，干部要走在战士前列。《邓小平新时期军事思想学习纲要》你要抓紧组织班子动手。争取国庆节前把‘纲要’拿出来。”
没过多久，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在一次部务会议上讲，听说总政已经动手编写纲要，希望他们早点拿个样本出来，供其他几个编写组参考。
遵照于主任的指示精神，总政宣传部领导研究，“纲要”由理论研究室主任吴孟超（后任南京政治学院副院长）牵头，副主任李升泉（后任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军事科学院王幸生（后任军科政治工作研究所所长）、国防大学章辛家（后任国防大学马列教研部副主任）参加编写。形成初稿后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最后由我和副部长秦怀保统稿上报。吴孟超是人大哲学系的高材生，李升泉是北大哲学系的高材生，理论功底扎实，其他同志也是理论強人，又有部队工作经验，我对编写组完成好任务充满信心。
编写工作开始前我传达了于主任的指示精神和丁关根部长的期望，大家对承担编写任务既感到很荣幸又感到压力巨大。经过大半年呕心呖血的不懈努力，7月中旬“纲要”初步成型。之后又吸收总参、总后和中宣部的反馈意见作了修改，经于主任签报，中央军委批准印发全军组织学习。同时总政在北京召开会议部署学习，军委一位副主席到会讲话。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学习纲要》研讨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当时总政是全国最早完成学习题纲编写的单位。可万万没有想到，一件本可以高兴得喝两杯二锅头庆祝的好事，却因为我的粗疏惹出了乱子。
8月8日上午，我照例提前半小时上班。刚刚打开文件夹，于主任的电话来了：“全绳同志，你们捅了个漏子哟！军报今天发你们研讨会的稿子中出现了‘邓小平理论’的提法，被中宣部审读小组发现了。我已经让xxx（总政副主任）去军报组织收报纸，xxx（总政秘书长）正在同北戴河联系（军委主要领导人疗养地）。我给军报讲了，报纸全部收回重印，你也得有个思想准备！在重大问题上马虎不得呀！”于主任语气严肃，但没有说一句责备呵斥的过头话。接完于主任的电话，记不清我当时是怎么讲的，反正压力山大，感觉这个乱子的影响小不了。
于主任所说的研讨会，是指先一天总政在西直门宾馆召开的《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学习纲要》研讨会。会议由于主任主持，军委张万年副主席讲话，会议开得很成功。会后的新闻稿是编写组的同志和军报记者共同撰写的，稿子主题鲜明，文字简洁，经我审签送军报刊发。
我审签新闻稿时，巳经发现其中有“邓小平理论”的提法，但不知道当时中央有个规定，將“邓小平的理论”改为“邓小平理论”的提法，将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十五大之前中央和地方任何媒体对外不得出现“邓小平理论”的提法。丁关根在中央宣传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专门就这个问题打了招呼。可是军报领导和我都不知道这个精神，本来可以办好的事情搞砸了。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那天我十分愧疚，因为不了解宣传口径惹出这么大的麻烦，生怕对于主任造成负面影响，心里忐忑不安。整个一上午我把自己关在宣传部图书室写检查，写了撕，撕了写，泡好的方便面也没顾上吃一口，下班前终于写成了5页纸的书面检查。
下午一上班，我把要求处分的检查直接送到于主任办公室。于主任乜了一眼说：“报纸收回来了，对外没有产生不良影响，检查你自己留着吧！”
于主任云淡风轻几句话，既搬掉了我心中的石头，又在我心头打下了烙印——宣传干部必须随时掌握重大事项的宣传口径。而于主任淡定从容化解难题的态度和智慧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一次会议上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