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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延安精神与党的二十大

      作者:石杰2024-05-09 12:58:08 来源:红心伟业

        【摘  要】党在延安十三年与当今的新时代具有高度的历史契合性。自立创业、自强创造和自主创新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根脉和基本要素,都是在延安得到了孕育。党的集体领导核心领袖的确立、执政党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从而走出中国的特色道路,开启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征程,都是在时代的紧要转折关头,奠定了政治基础,构建了坚定的领导力量和领导体系,打造了时代发展的主体力量,造就了新的社会发展议程。本文论及延安精神与党的二十大,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自立创业:党的领导权威确立与核心领袖引航把舵,应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二是自强创造:由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的突破,”窑洞对“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解读;三是自主创新:新的时代总是以新思想、新理论的诞生为标志,用最美的愿景激励,创新增进价值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精神是中国新时代精神的源头,党的二十大理论创新,则成为接续奋斗下一个百年征程,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因素,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多的理论与战略支撑。


        【关键词】  自立创业  自强创造  自主创新  延安精神  党的二十大


        回望党的百年光辉历程,13个春秋的延安时期,它所孕育出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昭示了如何用最高效率,破解创业生存难题而自立;如何创造最善的文明,温暖世道人心而自强;如何用最美的愿景激励,创新增进价值认同而自主,成为那个时代的呼唤。

        党的二十大表明:百年大党领航中国,求索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我们党再一次处在创业变革的新时代,且正在创造着自身更伟大的奇迹,而创新则又一次成为了其再度辉煌的源泉和动力。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处,论及延安精神与党的二十大,需要贴紧时代关切,思考如何在世界大变革环境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能否主动历史,在新时代创业中实现自立、在新时代创造中走向自强、在新时代创新中强化自主,就其本质来说,亦即自立创业,必须依靠党的领导与核心引领;自强创造,必须通过由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的突破;自主创新,必须有不断提升的愿景激励。


        、 自立创业:党的领导权威确立与核心领袖引航把舵,应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

        躬耕垄亩,创业自立。每个大的和所有兴旺繁盛的时代,从创业初期开始,都需要积极打造成熟稳定的领导集体,并且要拥有绝对的领导核心和引领时代的政治领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而“大海航行靠舵手”,无论立足于历史还是现实角度,都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

        十三年的延安时期,是我们党百年史中艰苦创业、奋斗而自立的伟大年代。当时,我们党内曾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中国的特性,即自立创业,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也正是抓住了这个问题,中国革命从延安起步,终于从低谷走向高潮,我们党产生了伟大的领导核心,形成了伟大的指导思想,培育了充满朝气蓬勃的干部队伍,锻造了奋发向上的延安精神,破解了创业生存难题,硬生生走出了一条中华民族自立创业的自我救赎之路。

        首先,确立和维护党的领导权威与核心领袖,是无产阶级政党走向自立成熟的重要标志。要达到政治自觉,进而完成解放事业,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有强大的引领力量。延安创业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生存下来,走向更大的胜利,最主要原因是形成了成熟的、稳定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并坚决反对“拿来主义”、本本主义,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1]而自立,鲜明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一系列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和独创性经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其次,确立和维护党的领导权威与核心领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是有其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的。延安时期,我们党围绕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历史地位与权威的确立,从理论渊源上讲,历史的创造主体是人民群众,但英雄人物也是必不可少,他们以超乎寻常的、能量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提出了有关革命领袖的经典论断,[2]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必须创建自己的革命政党,充分发挥领袖在其中的权威性能,方能领导人民群众取得解放事业的胜利。如果缺乏这样的条件,无产阶级就无法形成统一意志,采取共同行动。马列主义这一思想论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权威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实践基础上讲,延安之前,我们党虽然一直比较注重党中央权威的确立,但受“右”和“左”的策略路线影响,始终没得到确立,革命也遭遇到了严重挫折。瓦窑堡会议对政治形势作了正确分析,毛泽东所作的报告,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在当前的政治任务,开始从国内阶级斗争转向民族解放运动,摆脱了关门主义的束缚,顺应了广大人民抗日救亡的现实需求,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也获得全党的广泛认同。[3]六届六中全会又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这是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形成的一个重大突破,这是为进一步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以及重申敌后独立自主抗日游击斗争奠定了基调。党的七大则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正式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实践证明,这是中国革命从自立创业生存,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第三、确立和维护党的领导权威与核心领袖,还应该从政党内良好的政治生态孕育成熟的视角去解读。延安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和我们党的精神家园,延安精神之所以是我们党百年精神谱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精神皈依和信仰的地位,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倡导的黄土高原“和合文化”的底蕴深厚,承载和包容了来自全国五湖四海的革命队伍和全世界的进步青年,也才有了外来的先进思想文化和理念,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真正落地,[4]并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才有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伟大工程的开启,孕育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同时,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专著的党建思想,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充分吸取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党的建设理论体系,并成为党的建设理论成熟的重要标识,对我们党加强和坚定无产阶级党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都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也对孕育党内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起了决定意义的作用。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变迁和政治秩序重塑,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也正经历着中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事实表明,在现代科技和理念的支撑下,世界各个民族都在飞速向前,中华民族没有理由止步不前和纠结犹豫,也非常渴望有一位守初心敢担当的领路人。而我们正处于新时代的创业历史关口,建设和发展的现实,也正像每个历史时代一样,更需要睿智坚定的核心领袖来锚定航向。

        党的二十大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团结奋进,所体现党的政治立场和指导思想、党的初心使命和目标任务、党的政治本色和政治风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系统思维和辩证思维,旨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蕴含着一种哲学层面的思想。

        首先,党的二十大,在坚定维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坚决拥护习近平总书记党的核心地位基础上,把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和党的建设取得的新成果写入党章,这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继续深入,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一次历史性飞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毋庸置疑,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事关革命事业的成败,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将影响到全党对中央的信任与支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思想指导和旗帜引领的结果,又以其所带来的伟大历史成就,进一步巩固了对思想领航与旗帜引领的认同与服从。可以说,引领性以问题为导向,强化问题意识,注重思想引领,这是党的二十大理论创新的又一重大鲜明特色。

        其次,党的二十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经过历史检验、实践考验和斗争历练而确立的。习近平同志继续掌舵领航,充分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兴旺充满了活力。事实也证明: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其根本原因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发挥举旗定向、掌舵领航核心作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他以其高远的视野和格局,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刻而智慧的改造和发展,体现了党的核心领袖的风范和个性魅力,有一种透彻、直指人心的力量,并已经成为我们党员干部群众的精神旗帜和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火炬。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其三,党的二十大指出,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并具备对内把党员组织起来的能力,严格有序开展党内政治生活。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共同体”概念和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是基于他在延安七年知青生活历练的感悟,是黄土高原中华民族和合文化的传承影响,塑造着他成为新时代思想、精神和社会政治走向的指引者和领舵人,这种理念体现着在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上,他所提出了一系列从严治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新时代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

        综上,论及延安精神与党的二十大,从精神和思想的角度出发,无论是党百年史中延安时期的创业,还是新时代开始的新征程创业,党的领导权威确立与核心领袖地位的形成,总是紧密联系的,并由此形成建立在一种理性基础上又超越理性的一种至高的精神力量,用最高的效率,破解了生存难题,并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每一个阶段都体现的淋漓尽致,且都折射于每一个时代伟大的领袖人物身上,最直观体现为一种朴素的社会信仰的思想力量,为万民所拥舵,指引着每个时代向前发展。

        首先,延安精神与党的二十大,都是我们党的核心领袖思想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是把时代发展的理论,变为具体实践时所体现出的政治品格、道德情操和精神状态。延安精神,展现了党的领袖义无反顾的坚定信念、责无旁贷的使命担当和兼济天下的博大情怀。广大社会各阶层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领袖人物的思维认同,精神皈依和行动坚贞,早已深入骨髓,并形成了一整套“舵手”信仰哲学思想和人生价值,从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领袖人物的指引下,各个历史阶段、广大社会各阶层,都迸发出了巨大的爱党、爱国、参政与建设的热情。延安时期,所确立的党的指导思想为毛泽东思想,为今天毫不动摇地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提供了鲜明而深刻的现实启示。党的二十大,就印证了这一事实,这是一种哲学的必然。

        其次,延安精神与党的二十大,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同时期,创业探索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为更加伟大新时代的到来,创造和准备了条件。延安精神的培育形成,与我们党在延安时期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的成熟,是密切联系分不开的,是我们党正确思想的构建和确认的结果,它结束了中国没有正确思想统领的一盘散沙的局面,它引领了中国的精神方向。正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革命领路人,以他特有的战略家,哲学家的宏大气魄和缜密思维,书写了人类历史的奇迹,改变了民族的命运,影响了世界格局,奠定了其在我们党的核心地位,其思想的形成和走向成熟,为延安精神的形成,也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导基础。习近平思想则开创了又一个新时代,党的二十大继续确立习近平总书记为全党的核心,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疑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所有成就中最为重要和最为宝贵的成就。习近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反复强调“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这是领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展示,彰显了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情怀。他以推动国家继续前行的眼光和胆略,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为党和人民事业薪火相传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党的旗帜力量的作用。作为一个时代的开创者,习近平当之无愧地成为复兴中华民族、缔造和平世界的天然“舵手”,这是一种哲学的必然。

        第三、延安精神与党的二十大,表明没有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领导核心就难以确立,我们党就不会形成一种整体上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环境的培育,出现了毛泽东讲的“十个没有”的干部新作风和社会新气象,才会出现边区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真诚拥护,才有了我们党员干部和人民对党的核心领袖的真心追随,才有了发自内心的歌颂共产党及其领袖的《东方红》《绣金匾》等歌曲。延安精神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事业,在这一时期的整体发展状况和党的整体精神风貌。党的二十大强调,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要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5]这一重要论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和系统思维方法,精辟阐述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刻揭示了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路径,深化了我们党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无论是从延安时期,还是新时代的创业,都表明我们党真正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于旧社会、旧政党的政治生态建设道路。以往研究党的核心领袖与党中央权威的确立,大多从党内斗争角度切入的做法,但远不如从孕育成熟党内良好政治生态的视角,解读更具科学性。因为其中蕴含着一种哲学的智慧,这也是一种哲学的必然。

        总之,党的领导权威确立与核心领袖引航把舵,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其特点:一是它生成于特殊的历史变革关头和自立创业的环境;二是建立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三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精神;四是遵循着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事实证明:这是革命和建设实践,对我们党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党在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特别是习近平关于延安精神的重要论述,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刻阐明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历史逻辑的必然,也是实现党的团结统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开辟正确道路、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 自强创造:由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的突破,”窑洞对“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解读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创造精神超乎想象。[6]在当时,我们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政权性质和组织形式问题,随着形势的发展,有了更进一步的创造性思考。特别是在1945年七大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毛泽东在党内和中央的核心地位得到法理确认,在制度化上,从人格权威到法理权威,也开始了向前的自我突破。

        由此,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便成为加强党内政治建设的一个显著标志。此时的延安,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组织上开始走向成熟,并迅速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面对历朝历代都无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如何推进治理规范化和加强党内法规建设?当时著名的延安 ”窑洞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给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个肯定回答,即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才可以避免人亡政息。[7]显然,人民民主政治,推进了抗日民主政权,向法制化方向发展,成为推动我们党从自立创业,走向了发展壮大自强的创造之路。从那时起,人民当家作主,就成为了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与核心,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创造。

        首先,着眼于局部执政的实践要求,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是一条契合历史前行规律的“民主新路”。[8]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民主”成为思想的前提和逻辑的起点,“人民监督政府”是民主的必然要求,“人人起来负责”成为民主的必然结果,三者有机统一,由此构成了毛泽东最初的民主监督思想。事实证明,我党历史上所选择的“民主新路”,既不同于“君主立宪制”,也不同于“资产阶级共和制”,它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条光明之路,是正确的,在中国是“行得通”的。[9]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以人民民主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以人民共和国代替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延安时期,通过发扬人民的主体性和当家作主,我们党推行人民民主,建立、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相关的纲领、制度和法规,赋予人民以检查监督、批评控告政府及行政人员的权力,为人民检查政府提供了基本的法制保障。人民则把放手检查政府,作为自己应尽的义务,从而使检查落到了实处,使民主思想成为了现实。党和人民的创造力,便空前迸发。人的自由创造性被释放出来,跳出了历史的“周期律”,开创了我党历史上人民同政府关系最好的时期。延安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历史标本,延安精神正是这种伟大创造精神所结出的丰硕成果,它昭示着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及其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开启,我们终于按照自己逻辑,开始了塑造自己的精神家园。

        其次,从革命到执政过程中的实践自觉,人民监督已然将党的宗旨观和群众路线,从思想理论建设层面,进一步地加固和加强。党产生于人民,正确处理党群关系,已经成为当时普遍的主流观念,尊重群众,也成为了内在自觉的外化行为,形成了人民检查政府的历史经验。这就是:人民检查政府的权利法制化;检查的渠道、方式多样化;民主政治的社会化。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产生,经过科学的理论总结,再化为全党自觉行动,就是共产党人已有或者萌生的革命精神,被结品、升华和再创造,达到了建国以前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境界的最高点,反映出我们党在面临执政考验,对马列主义民主思想和监督理论的继承发扬。同时,也是对俄国苏维埃政权党内民主监督经验和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借鉴与吸纳,更是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内民主监督思想与具体工作开展的实践经验概括与提升。[10]其深邃的理论承继和理论再创造,已经在其发展史上实现了质的突破。民主政治,便成为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凝聚人心的精神支柱。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下,革命根据地监督机制,尽管还存在着不健全、不完善的问题,但处于当时的条件,仍呈现出其独有的特色,其中的一些法律规定和人文精神,具有独创性的突破和进步的意义。

        第三、从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的文化生成的突破,创造了我们党不断走向了成熟发展和壮大自强的辉煌之路。延安时期,我们党基于复杂多变的政治文化生态和特殊的历史情境,遵循"个体—组织"整体协同推进的原则,[11]开创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与社会整合的政治文化建设工程。通过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批判,以及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升了自我修养与政治理想的统一;通过审干运动和整风运动,清除党内具有官僚主义倾向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分子,实现了党的自我净化和党内团结。至此,我们党的自我革命文化主体意识日渐形成,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为了人民的政治本色,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自警自励的政治智慧,中国共产党人求真务实哲学理念的践行,成为我们党保持生机和活力、净化党内风气和行为的重要法宝。我们党从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文化生成的突破,也无疑为我们党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向全国胜利,提供了基本遵循与坚实基础。同时,我们党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先进群体意识、精神境界以及行为方式,培育出了彪炳千秋的延安精神,并与延安民主政治形成有机统一,创造出最善的文明,温暖了世道人心而自强,不仅实践了以人民监督为主、党内的民主监督与社会的民主监督相结合,形成由党内监督、党外监督、参议会监督和群众监督等组成的监督体系,全面推动了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而且使之成为跳出兴亡周期率的一种政治制度。[12]且也正是延安精神,所培育出“三三制”的民主政治,推动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的诞生,也为新中国建立后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基础,使我们党最终走向了自强创造辉煌之路。

        从民主之路到自我革命,我们党始终不断探索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历史难题。而解决这一难题的根本,在于不忘初心与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沿着共产党人的风雨来路,追溯党的初心使命,第一次把民主监督,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写进党内法规。又首次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崭新命题,保持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13]并以前所未有的政治勇气和战略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实践范式和文明形态,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做出的原创性贡献。

        首先,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已经嵌入当代中国的政治体系与政治过程中,在实践中展现出独特魅力和鲜明优势。我们党外靠人民监督,发展人民民主;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二者内在一致,都源于党的初心使命。[1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他诚挚讲到:“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既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宽广胸怀,也彰显了我们党不断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再认识。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否能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是否能把握时代发展脉搏,是否能真正做到了打铁还需自身硬,不仅需要人民持续不断的检查监督,而且更需要我们党自身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祛疴、重典治乱,使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和有力。

        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向全党全国勾勒出了一个自我革命的政党形象,即善于凝聚监督合力、善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善于纠错纠偏、善于开展学习运动,从而构筑起一个勇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自我革命政党形象。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百年老党在新的伟大创造中,将再次走向自强与辉煌。

        其次,人民民主正迈向“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更高境界。[15]人民民主与国家意志是统一的。习近平称“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他表示民主要用来“解决人民想解决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提供根本遵循。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深刻揭示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的重大意义。[16]民主作为人民自我治理国家的一种方式,就是全过程的民主决策、全过程的民主协商、全过程的民主实践。这源于我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深刻把握,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历史和现实也将持续证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可以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上,我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曾预测:中国可能“有意识地、有节制地融合”中国与其它文明的长处,“其结果可能为人类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17]新时代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倡导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意蕴,则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的能力和绩效方面创造出更多的优越性来。

        第三、政治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美好愿望。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民创造历史的高度,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支持和保証人民当家作主,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贯彻落实到党治国理政的各领域全过程。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上,中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百年变局,既是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变局,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局。从长远看,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整个世界都会更多地反思西方模式带来的问题、乱象乃至灾难,特别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的荒谬性。[18]选择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和独特的民情国情,决定着中国自己的道路选择,决定了中国未来的方向。

        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最新样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必然走向。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要保証把党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原则精神、目标任务以及运行程序、规范要求等落实到人民当家作主各环节,落实到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中,保証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因此,论及延安精神与党的二十大,民主政治是延安时期的最大特点,它创造了我们党开启由胜利走向胜利的奇迹,可以说,延安精神是创造性的体现。而党的二十大则是中国的新时代轴心,这是划时代的一个突破期,孕育着创造性的裂变。从“窑洞对“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解读,[19]由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的突破,我们党始终充满着伟大的创造性。正是这种创造性,使我们党走向自强,自强又创造着我们党由胜利,走向了不断的胜利。

        首先,论及延安精神与党的二十大,给我们的深刻启示:就是党从自立创业、走向自强的创造过程中,跳出历史周期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将必然得到充分激发。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始终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注重人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人民主体论的价值观念,就始终鲜明地贯穿在毛泽东思想整个理论与实践中。这是因为我们党的宗旨,历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阐述。通过群众路线,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出了正气充盈、积极向上的政治生态,创造了一种开明的政治风气。

        延安精神的培育形成,则成为了百年党史上的一个标杆。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展现出其自身的生机活力与切实的优越性。由此,这种生气勃勃的创造性,便充分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

        其次、延安精神与党的二十大,告诉我们:党从自立创业走向自强创造过程中,跳出历史周期率,必须持续加强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延安十三年,毛泽东审视李自成得人民“开城门、迎闯王”支持夺取政权和失却群众拥护亡国的史实,创造性地提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20]“窑洞对”,使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民主新路”的巨大魅力。同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奋力带领中华民族和中国各族人民实现自由和解放,这种内生动力,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面对困难与挑战勇于迎难而上,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而创造出了我们党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的重要自强途径。这种以壮士断腕、刀刃向内的勇于对自身进行自我革命,也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基因,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政治民主发展规律的认识,创造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又深入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在察民情、聚民意、解民忧中,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实现路径,必须时刻在守正创新中,不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正是这种生气勃勃的创造性,便推动了我们党不断从自立走向了自强。

        其三、延安精神与党的二十大,深刻昭示出:党从自立创业走向自强创造过程中,跳出历史周期率,核心是良法善治。必须依法治党治国,以科学的制度设计,实现无为而治,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过程。同时, 政党、政府与社会之间存在紧密的互动联系,这种特殊的联系,形成了系统复杂的政治生态。唯有以创造抵御平庸,追求卓越,才能走向自强,这也是我们党从自立创业走向自强创造过程中的时代主题。从“窑洞对“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解读,充分证明:一个政党要想持久的生命力,必须创造形成一个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自我革命科学制度体系。[21]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否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是否把握时代发展脉搏,是否真正做到了打铁还需自身硬,需要人民持续不断的检查监督,需要一个“刀刃向内”、永不停歇自我革命的过程,更需要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相互贯通环节上下大功夫,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使民主蔚然成风,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这种新型政党制度的伟大政治创造,则完全得益于我们党生气勃勃的创造性,并由此走向了不断自强与辉煌的道路。

        总之,历史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整体性地改革旧有世界治理体制的时刻,各国政治家都在思考世界治理的新方案。通过延安时期的“窑洞对”与当今新时代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解读,由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的突破,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个具有超凡执政能力的政党,不断地创造着中国独特的政治哲学、治理理念,其精准思政,所展示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力量,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成败所在、中国的兴衰所系,且始终孕育着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性,并伴随着从严治党新实践的理论化、制度化,更为频繁地出现于全球主流政治叙述中,使我们中华民族在创造中奋力起航,使我们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走向自强,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


        三、 自主创新:新的时代总是以新思想、新理论的诞生为标志,用最美的愿景激励,增进价值认同

        如将不尽,与古为新。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是最富创新精神的党。执政党作为“关键少数”,能否强化自主创新,对于国家整体向上突破,是必不可少的。且新的时代,总是以新思想、新理论的诞生为标志,通过自主创新,用最美的愿景激励,增进价值认同。

        延安十三年,我们党通过马克思主义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契合点,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现代理性与民族智慧的有效融合。自主创新,则赋予了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内核的政党文化更多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性格、精神、思想、形象及内在气质的延安精神。[22]我们党在实现了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政治构想的基础上,也真正找到了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即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其价值意义重大。

        首先,延安时期,我们党及时回应时代关切,形成了一种以毛泽东思想为其主导意识形态,实现了政党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社会凝聚、整合、解释及传承的功能,以及对社会文化的示范价值和转化价值。[23]毋庸置疑,正是因为我们党这种独特政党文化的社会化途径,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全方位丰富的理论成就,创造了中国文化现代精神,翻越了把马克思主义被当做一成不变教条的错误思想障碍,才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篇章,而且对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乃至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都产生了深远且广泛的影响。1938年到1943年,毛泽东写作了大量理论著作。《毛泽东选集》中,延安时期写作的文章占一半以上。仅在杨家岭,他就写作了40多篇文章。毛泽东回忆说:那个时候,我是个高产作家,是教条主义逼出来的。[24]正是这些著作的问世,使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思想理论体系,并随着对中国传统及其现实的深入把握,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我们党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当以中华民族固有的多民族统一传统为基础,实现中国民族国家的现代文化重构,立足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创立的历史实践,也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然理据。可以说,新思想和新理论,引领我们党走出了中国的道路,开启了新的征程。延安,便成为了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源头,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根脉和基本要素,也就在延安得到了最初的孕育。从此,延安精神,也便与中国式发展道路之间,有了高度的历史契合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已成为人类观念和实践史上、最重要的思想事件与行动存在了,它不仅反映了时代变化了的现实,还揭示了这一现实变化的深层逻辑,即历史大转折的时代特点。因此,延安精神,就成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成果,

        其次,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推进、创新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的重要历史阶段。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显现了对人类交往理性、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不懈坚守与深度自觉,并以独特的方式,彰显了人类巨大的思想建构性和实践创造性。[25]作为一种源于西方的先进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要完成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任务,就需要一定的路径和手段,即用最美的愿景,将文化交往、价值塑造、实践创造等议题,通过自身改变现实与自主创建的实践力量,彰显在我们的思想空间,增进相互间的价值认同,为实现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开辟一条新路。延安十三年,我们党探索、推进和创新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愿景,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它是从近代史的救亡语境出发的,是从国家民族内在需求出发的,是从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个党自我体认出发的。对命途多舛的中华民族来说,这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和期盼已久的结果。正是这个伟大愿景的激励,实现了我们全党的高度团结和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提供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构建了现代领导力量和领导体系,打造了现代发展的主体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历史前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没有延安时期我们党的新思想和新理论,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启。因此,延安十三年,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

        第三,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艰辛探索中,始终认识到打破教条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从而以实事求是为指针,以自主创新为路径,探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正确方向。对一个政党来说,一定时期内,容易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如果思想上的认知,跟不上形势的变化,那就无法对变化了的新情况进行解释和引领,就会陷入僵化,变成一种落后于时代的思维定式和认知模式,这需要作为思想认识主体的人,拿出自我超越的勇气,打破已经定型和固化的思想,从而为新愿景的形成,奠定良好的基础。回首延安时期,可以看出,我们党新思想新理论发展的历程,自我超越之难,实际上往往是难在自主创新的认知上。延安时期,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我们党新理论、新思想发展的逻辑路径。[26]其中,社会实践是其发展的基本动力,自主创新是其内在的张力;政治性、先进性、体系性则是其基本特征。历史和实践都表明: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其新理论、新思想发展的价值定位、时代定位和自我地位,是极其深刻、正确和科学的,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党就已经认识到:所谓自主,就是应该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所谓创新,是指这条道路的独特性,不在于民族国家建构层面上与西方国家的道路不同,而在于把一个拥有连续性文明的文明体作为背景,走建设一条现代化的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是简单的所谓“民族国家的崛起”,而是中国本身具有的文明形态、文明理念的复兴。所以,自主创新,它担当着一种天下文明复兴的任务,是一个文明体的复兴。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延安时期,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壮大,更不会有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制度实践的探索、创新和历史性成就。

        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发展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历史发展进程曲折向前,时代宏阔进步,蕴含诸多重大转折点,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的鲜明图像。毋庸置疑,习近平执政理国的思想,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它正在推动着一场深刻的价值观变革,朝着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新范式方向,发生新的质变,也必将再次成为中国共产党引领历史变迁、领导集体行动、实现伟大复兴的标志性号召。

        首先,党的二十大,因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关键点,并迈向新时代新征程历史节点而必将载入史册。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党和人民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的伟大实践中,勇于从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及如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以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创造性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最鲜明的逻辑主线和核心命题,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时代发展潮头,从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高度,定位中国式现代化,终结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垄断地位,实现了现代化理论的范式重构和术语革命,使我们党持续完成着扬弃与自我扬弃,彻底改写了传统文明形态的先验逻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做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战略引领,擘画了宏伟蓝图,更成功彰显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优越性,这是新时代党和人民做出的必然选择,也是契合世界现代化进程得出的重要结论,更深层次上代表着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崛起。

        其次,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了集中论述和深刻阐释,其中贯穿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27]这体现了我们党自觉定位的历史责任,自主谋划历史宏图的“现代化逻辑”,摆脱了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路径依赖,开启了主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和自身历史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其所呈现出的主动求新精神,充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时刻保持着对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并不断深化其认识,取得了突破性成果,也由此具有了超越以往社会主义文明,也异质于任何一种资本主义文明的全新特征,具有了里程碑意义,成为我们党的奋斗史中最闪亮的坐标。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中国式现代化问题进行论述。他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探索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事业发展,决不能刻舟求剑、守株待兔”[28]事实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不断摸索尝试中形成的。我们党对现代化的认知,经历了由单一到全面的过程。从本质来看,现代化应该是包括物质和精神等多个层面的整体性概念,如此才能表明人类社会,已经超越传统社会,进入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更高阶段。它所展现出的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必将产生强大的积极效应。

        第三、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自主创新之路,就是中国真正自强之路。真正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我们党也正是通过认识照搬西方的后果,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后,才逐渐意识到了现代化建设的“特殊性”和“自主性”,也意识到了苏联模式,并不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应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国家建设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习近平在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时,就指出坚持自己的道路,这是我们党的理论和根本,也是我们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才能得到的一个历史性结果。事实证明:过于依赖他者,不仅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反而会沦为他人的附庸、丧失其独立性。中国式现代化,固然也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式现代化的许多经验,但它积极自我主张,并自身不断地向多层次和全方位发展,积蓄着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这与单纯模仿是不同的,而且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彼此滋养与双向激活,由被动卷入到主动谋强、由效仿借鉴到自主探索、由单一工业化到全面协调发展、由共性到个性、并与共性兼容的实践创新,也体现出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远景目标,取得了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推进,也变得更加光明可期。可以说,党的二十大报告,其所呈现出的开创性、引领性、前瞻性、全面性的理论创新,即自主性探索出的内蕴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新性开创的兼具民族特色与世界普遍意义的现代化范式,让走中国式现代化,更富有强烈的愿景激励,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感和责任担当。

        因此,论及延安精神与党的二十大,让我们深知:自主创新,才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根本取向。正是因为我们党在艰辛探索中认识到,打破教条主义和独立自主的极端重要性,才有了毛泽东思想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培育了独特的延安精神,极大改善了我们全党的政治和精神面貌,。也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不断自主创新,再次升华,才使得新时代获得了新的生长空间和意义归属,使得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必将成为我们党引领历史变迁、凝聚社会价值共识,成为对中国及全球影响深远的一场社会大变革。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必将在时代变革中开创出新的境界高度,便成为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原点。

        首先,自主创新就是回答、解决现实问题,其实质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突出的自主创新性,体现在中华民族以其鲜明的价值期待的方式,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价值选择,一方面糅合自身的价值优势,进行价值凝塑,并用来改造和解决中国问题。其所形成新的理论思想,正是与这个时代相契合,并用来聚焦社会向心力与凝聚力的过程。事实证明:延安时期辉煌胜利的取得,独特延安精神的培育,以及新时代取得的辉煌成绩和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启,都集中彰显着我们党始终以强烈的历史主动,始终以新的理论思想,展现出其深邃的历史眼光与高度的成熟自信,成为其创造性推进和引领这个时代前进的标志。自主创新的极端重要性,毋庸置疑,无论是从过去、现在和将来,特别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机活力的展示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正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彰显出越来越明显的世界意义。

        其次,自主创新,就是立足于共同愿景的建构性创造。它的本质规定,在于其从发端之时,就有明显的指向,即注入精神力量,并为自主创新中的理论与实践互动,所勾画出的思想语境与构想的新图景生成,提供了价值认同和信仰激励的共同思想基础。同时,其内蕴充盈着的精神世界,也为自主创新所建构的新理论思想与历史宏图,不断赋予其巨大的活力,使历史新的走向,更为强烈地改变着中国的社会风貌、制度架构、政治生活及精神状态与品格,也就在自主创新中,获得了形式与内容上的最新诠释。毋庸置疑,自主创新,确实需要更加重视信仰层面的探索,因为它不但启蒙了大众心灵,也激发了社会的活力,体现了一种价值的引领作用。延安时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就在于延安精神的培育与发扬。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则表明中华民族,也已经找到了挺立于新时代的精神动能,即延安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并与新时代精神相融、再生和转化,使得我们党对现代化理论的探索实践,有了接续性、协调性、独特性和人民性的中国式现代化全新理论和鲜明特征,并体现为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第三,自主创新,就是一种自觉行动。理论和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实践探索过程,也是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进行理论创新的自觉过程。延安精神最基本的核心,就是我们党经历了从“器物变革”“制度变革”再到“思想文化变革”的艰辛探索过程后,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自主创新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也就是在由西方开启的现代化向外传播过程中,我们通过主动融入现代化、自觉探索现代化、批判创新现代化形成的。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理论自信,克服了依附现代化的消极被动的思维方式,代之以自立精神、主动精神和创新思维,不断推动着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互动,在经历了一个被动开启、主动适应、自主探索、开放借鉴、守正创新、模式成熟的复杂转变基础上,党的二十大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历史超越性和先进性的创新形态,开辟了一条领异标新且成效卓著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这不仅是对新近中国百年实践的道路自觉,更是对中国道路的文明自觉,对新文明形态的意义自觉,也应当是中国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最为深切的回应自觉。

        综上,可以看出:我们党在延安十三年与当今的新时代具有高度的历史契合性。自立创业、自强创造和自主创新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根脉和基本要素,都是在延安得到了孕育。党的集体领导核心领袖的确立、执政党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从而走出中国的特色道路,开启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征程,都是在时代的紧要转折关头,奠定了政治基础,构建了坚定的领导力量和领导体系,打造了时代发展的主体力量,造就了新的社会发展议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精神是中国新时代精神的源头,党的二十大理论创新,则成为接续奋斗下一个百年征程,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因素,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多的理论与战略支撑。

        (本文撰写于2023年3月26日,修改于2023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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