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坡是抗战时期傅抱石在重庆寄居的地方，朝夕于斯长达7年之久，浑朴的巴山蜀水滋润了他的笔墨，使他在不惑之年就完成了画风的转变和风格的定型。一幅幅《巴山夜雨》《溪涧飞瀑》《小桥流水》《万竿烟雨》等等代表作脱手而出，跃然纸上。在这些作品中，傅抱石大都要署上“金刚坡下山斋”的款识，因此，人们将他这个时候的创作称为“金刚坡时期”。
这些作品在如今的拍卖会上动辄以千万甚至上亿元计算，但在当年，傅抱石的生活却难以摆脱窘迫的困境。
当年郭沫若作客傅抱石的山斋，曾描述道：“金刚坡一带山脉，在右手绵亘着，蜿蜒而下的公路，历历可见……有溪流一道，水颇湍急，溪畔有一二家面坊，作业有声。溪自村的两侧绕至村的南端，其上有石桥，名龙凤桥。过桥，再沿溪西南行，不及百步，便有农家一座，为丛竹所拥护，葱茏于右侧。”
所谓山斋，实为一处极为普通、极为简陋的农舍，因为它便宜，傅抱石租赁下来，并用竹篱笆将其隔成小小的三间斗室，一家人朝夕寓身其中，一住就是7年有余。物质条件的缺乏似乎丝毫不曾削弱他激情的发挥和个性的张扬，家中过着窘迫的日子，笔下却涌动着雄浑的山川。
傅抱石自从在武汉进入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后，一直随郭沫若、田汉等人颠沛流离，辗转长沙、衡阳、桂林等地，而后到了重庆，寄居在这偏远的山村。郭沫若笔下“苍白色的显然是营养不良”的傅抱石“是一位标准的中国艺术家，他多才多艺，会篆刻，又会书画，长于文事，好饮酒，然而最典型的，却是穷，穷，第三个字还是穷”。
当年的傅抱石虽然才气横溢、性情豪荡、笔墨已自成家数，却没有相应的名分和地位，声名远逊于徐悲鸿、张大千、溥心畬等人，卖画更是与“笔底明珠无处卖”的徐文长相仿佛。天才艺术家大都一意孤行，往往“知音世所稀”，少有识货之人，傅抱石不肯放弃自己的艺术主张，阿谀媚世，随波逐流，去讨好卖乖，做精神的乞儿，画那些人人见了人人爱的东西，以获取真金白银。所以，傅抱石的“穷”，就理所当然了。
傅抱石虽穷，却穷得踏实、穷得自信，因为心有所寄，故能神定气闲。当时的歌乐山可谓山环水抱、重峦叠嶂，加上巴蜀之地雨水充沛、林木葱茏，更增加了山川的厚重之感和富于变化的特征。“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开门见山、触目皆画的山色给傅抱石以心灵的震撼和无限的启迪，让他独得江山之助。正如他所说：“四川的山水四处都是画材，我大胆地把它采入我的画面。不到四川来，这样雄壮的山脉我是不敢画的。”
贫居重庆乡下的傅抱石恰与他夙兴夜寐的荒山野水不谋而合，两相生发，顿使山川增色，更让笔墨生辉。石涛所谓“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的观点在他身上得到了真实的印证。在饱览山川、坐观风云、纵情笔墨、得烟霞供养的同时，他那一套被美术界称为“抱石皴”的笔墨语言也形成了。
“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傅抱石总是蓄势而发，用破笔散锋入纸，笔尖、笔肚、笔根同时运用，快速横涂竖抹，循环往复、浓淡互破、虚实相生，又以饱和而充足的水分，大块面地用墨衍色，使之水乳交融、生机勃勃、元气淋漓。与滋润多雨、雾气弥漫、潮湿深厚、植被丰茂的蜀地山水相吻合。
傅抱石打破了传统画法钩、皴、染、点分步进行的惯例，以非逻辑、非理性，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的气概，挥毫泼墨如入无人之境的风度，心与手谐、神与物游，用笔而不被笔所用，写景而不被景所困，以神写形，得鱼忘筌，独夺山川之魂。正如他在《壬午重庆画展自序》中说：“画山水的在四川若没有感动，实在辜负了四川的山水。”
(作者系重庆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调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