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红色教育

      铸魂:1932年陶铸在闽东

      作者:红心伟业2019-01-08 12:58:31 来源:红心伟业

          (1/3)

          (2/3) 溪北洋的“兰田暴动”纪念碑

          (3/3)

         郁郁葱葱的林间,一块由当地党委、政府落款的石碑巍然挺立在福建省福安溪北洋马山山腰上。虽经风雨剥蚀,字迹斑驳,但碑文“在陶铸的具体指导下,一九三二年九月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正式成立……”镌刻入石,依然清晰可见,似有风云激荡,向人们诉说一段远去的故事。


          闽东游击烈火点燃

          1930年5月25日,时任福建省军委秘书、特务队队长的陶铸,根据省委安排部署,积极营救被关押在厦门思明监狱内面临被杀害危险的同志。作为厦门破狱总指挥,他率领11名同志,分成三个小组,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变强攻为智取,成功营救出狱中被关押包括团福建省委书记和厦门市委书记在内的45名革命同志。这次破狱行动前后只用了10分钟,打死敌人6人,而我方无一伤亡,显示了他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和组织谋略。


          厦门破狱斗争取得重大胜利,震惊海内外,在福建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件事在1956年还被写成一部名叫《小城春秋》的长篇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也被评为中国电影90年代十大名片之一。


          陶铸原名陶际华,号剑寒,1908年生于湖南省祁阳县陶家湾。1925年秋,17岁的陶铸踏上大革命的中心热土广州。次年,他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从事地方兵运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当过连、营长,虽年纪轻轻却已久经沙场,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胆略。1929年8月,陶铸被党组织派到福建省委工作,先后帮助建立了闽南红军工农游击第一支队,担任过漳州特委书记、福建省委秘书长等职。1932年1月,年方24岁的陶铸担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与闽东便有了一段特殊的情缘。


          史料记载:闽东1931年以前属福建省委领导,之后归属福州中心市委领导(1934年以后又归福建临时省委领导),包括原来的闽东北七县,即福安、宁德、霞浦、福鼎、寿宁、古田、屏南和原属闽中的连江、罗源。


          1932年4月16日,中共中央致信福州中心市委,要求加强对福安、连江两地正在发展着的广大农民的抗捐税斗争的领导,更要积极去组织发动这两县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5月15日,陶铸主持召开福州中心市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研究部署,对闽东斗争作出新的指示。


          这是一次确定工作重心转变、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它将闽东“五抗”斗争逐步引上开展游击武装斗争的正确轨道。此后,陶铸又多次主持召开福州中心市委扩大会议,对福安、连江开展游击斗争作出相应部署。他还在福州中心市委党刊《怎么干》上发表评论文章,尖锐地指出:为什么福安、连江游击斗争到今天还不能发动起来呢?这是什么理由?很明显的,党对农村斗争估计不足和机械了解所致。


          会后,陶铸赶赴闽东实地指导和组织武装暴动。他先来到设在福州泛船浦的市委第一交通站,召集透堡暴动失败后隐蔽在那里的12名农会骨干开会,要他们返回连江继续发动农民搞武装斗争。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杨而菖受命返回,并组织一支精干的特务队,于6月6日深夜巧袭官坂,成功暴动。陶铸接报后表示赞许,并于6月11日代表福州中心市委向党中央报告:连江游击战争可以说发动起来,五天前发动了缴民团税局枪械(在官坂)完满胜利。


          6月17日,陶铸来到与福州接壤的合山村,先向合山籍县委交通员了解有关情况,并在实地考察后吩咐杨而菖:合山地瘠民穷,山高林密,地形复杂,进可攻退可守,游击队可先在这里驻扎。


          于是,连江县委决定把合山村开辟为游击根据地。陶铸返回福州后派人给连江县委送来一面红旗、两把军号、五把朴刀和一百多发子弹。几天后,杨而菖根据陶铸指示,带领20名队员在合山护国寺前升起红旗,宣告闽中第一游击支队(即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三支队)正式成立。


          此时,福安形势却频频告急!陶铸决定亲自出马……


          福安深山待了一月


          “1932年我跟马立峰去福安一个月,福安地方小,那时还不成根据地,可以搞点小斗争。当时市委主力放在农村,先搞武装而后发动群众。我去福安后,与马立峰同志首先把不能回家的十几个同志集中起来,在离福安五六十公里的大山上搞个小队伍。”1959年10月5日,已是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在《闽东初期革命的斗争情况》一文中回顾了这段革命生涯。


          1931年夏,福建省委派邓子恢以农村巡视员名义,到闽东开展巡视工作,福安、连江两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五抗”斗争。但由于闽东党组织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也缺乏懂军事的人,因而公开的武装斗争迟迟难以开展,当年的秋收斗争和翌年的春荒分粮斗争,均付出了血的代价。尤其是邓子恢离开后,福安革命更消沉了。于是,时任福安中心县委书记的马立峰急忙跑到福州,向陶铸汇报工作、搬救兵来了。


          在点燃连江革命烈火后,陶铸便腾出手来着重处理福安问题。1932年6月下旬,他一路跋山涉水首赴福安巡视工作。刚在县委机关一落脚,他就按照事先谋划,着手布置组织农民暴动和建立工农红军的任务。这时,福安县委已拥有一支秘密游击队,但队员只有陈挺(解放后曾任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少将)等七八人,主要是配合党组织在福安农村发动群众性的抗捐斗争。


          陶铸经过调查了解,吩咐福安县委在原有秘密游击队基础上,把一批暴露身份不能回家的二三十位党员和斗争骨干集中起来,在溪潭马山村郭厝举办党员骨干训练班,并介绍了闽西、闽南开展游击斗争的经验。陶铸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精辟地分析了闽东地区经济、政治、军事、地理位置等方面情况,还帮助闽东党组织总结了福安平粜斗争、连江透堡农民减租抗债斗争得失,批判并纠正党内在开展武装斗争问题上的右倾保守思想倾向,不论从军事斗争,还是思想政治上,都让詹如柏等同志闻所未闻,豁然开朗。


          于是,福安县委决定把整顿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作为当地党组织当前的中心任务,确定了依靠、组织贫苦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发展工农游击武装作为方向,有力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农民踊跃报名参加游击队,人数很快增加到三四十人。领头人也有了,陶铸把这支队伍的指挥权交给了詹如柏。安排妥这些事,他便返回福州。


          陶铸在福安深山老林风餐露宿待了一个月时间,传授游击战略战术和军事斗争经验,把游击队员训练成革命战士,初步改造出了一支懂军事斗争策略的队伍。


          据陶铸撰文回忆:这山村很穷,生活很苦。队伍就出去打土豪,出去是秘密的,回来也不给人知道,在活动中给当地群众一点好处,这样一来一去地活动,我们慢慢站住脚了,地主怕了,我们搞了减租减息,活动逐渐扩大了起来,我离开时,游击队就发展几十人。这样,福安有了一股,连罗魏耿(后叛变)搞起一股,宁德由叶飞同志搞了一股,寿宁由叶秀藩同志搞了一股,以后曾志同志也去闽东了。这好几股合了起来,就大发展了。1932年是发展最快的一年,1933年每县都有一点武装……


          作为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需要干的事太多了。因此,他在福安待了一个月,已属不易。返回福州后,陶铸仍时时牵挂福安革命工作,并着手物色选派新的巡视员人选。他看到时任共青团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的叶飞把共青团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便于1932年8月,派年仅十八岁的叶飞以市委特派员的名义到福安巡视工作。


          福安中心县委的同志根据陶铸的指示,加紧暴动的准备工作。1932年9月14日中秋前夜,詹如柏、陈挺带领20多名游击队员采取里应外合办法,化装袭击了陈氏地主民团,发动了“兰田暴动”,缴获了17支步枪和1支短枪,第二天便正式成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分析其战略战术,不难看出与“厦门劫狱”手法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