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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举横山”与“开放广东”所蕴含的当代价值

      作者:石杰2022-05-25 10:06:42 来源:红心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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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举横山”与“开放广东”所蕴含的当代价值

        ——从习仲勋革命生涯中两大最为光辉的闪光点说起

        摘要: “壮举横山”与“开放广东”是习仲勋一生中最为闪光的两大光辉业绩。这两大闪光点成就了他一生最为精彩的华章,且彰显出习仲勋执着追求真理、坚守革命信仰的一个忠诚共产主义者的本色,特别是这两大闪光点所蕴含的深刻的思想,成为当今建设和发展最为值得借鉴的宝贵价值。

        习仲勋是西北革命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先行者。他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以及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为改革开放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不朽功勋。他一生有两大最为闪光的光辉业绩:

        一是在解放战争初期,完美策划和组织实施了胡景铎将军兵变,壮举横山,震撼西北、影响全国,成为其“革命生涯中最得意的一笔”[1] 。

        二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政南粤,力主开放广东,创办经济特区,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杀开了一条血路”,开启了史诗般改革开放的实践篇章,被称为“倡建特区第一人”[2]。这两大闪光点不但成就了他一生最为精彩的华章,且彰显出习仲勋执着追求真理,坚守革命信仰的一个忠诚共产主义者的本色,更为重要的是这两大闪光点所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成为当今建设和发展最为值得借鉴的宝贵价值。

        “横山起义”这一壮举,是西北革命先行者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所孕育形成的一种伟大革命的自觉,是时代的历史必然,是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历史发展进程中树起的鲜明坐标。

        首先,透过横山起义这一伟大“壮举”,就会发现在敌我实力悬殊和政治环境极其复杂的形势下,面对一触即发的内战,参与这样一个伟大历史过程的是习仲勋、胡景铎、刘文蔚、范明、师源、曹力如等一批追求真理,有着坚定信仰的西北民族革命精英的先行者。在他们身上,西北民风传统的“强悍质朴,崇侠尚义”特点非常明显[3],而丰富的陕西民间文化的滋养,使他们选择与坚守自己的信仰,救国救民的初心始终不改。当时,习仲勋就对党内广大干部指出:“这样的一块土地是不允许敌人占领的,除非在中国没有了八路军和共产党。”[4]在他看来,相信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之下,中国革命必然走向成功,体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虔诚。胡景铎辗转追寻,矢志不渝,向往光明。他与习仲勋同乡、同学,曾一起参加过革命活动,特别是看到中国共产党对历史进程所付出的努力和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让他产生了一种纯真的信任感,于是就有了从信任到信仰的共同精神追求。不难理解,为什么能在即将起义之时,胡景铎等人能由习仲勋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表明他们在精神信仰上能与这个组织相契合,且正是这种相契合注入了一种新的强大能量,呈现出一种开阔的革命气象和独特的精神气质。这批民族精英信仰火炬的熊熊燃烧,便预示着在家国罹难、长夜漫漫与动荡中,新中国的光明正在孕育。而横山起义这一伟大“壮举”所蕴含的,也恰恰就是一种唤醒的力量,一种信仰的希望和民族复兴的一缕曙光。

        其次,回望横山起义这一伟大“壮举”,就会看到习仲勋、胡景铎等陕西籍革命青年,尽管他们出身不同,但深受风起云涌的伟大辛亥革命的影响,继承了西北历次革命传统,特别是于右任、井勿幕、胡景翼等人领导的陕西靖国军反抗暴政,对民主革命思想有了最初的直观认识,对他们爱国民主思想也产生了毋庸置疑的作用。他们成长在厚重历史与大革命风云中,很早就追求进步,向往革命,不畏强权,勇往直前,对于任何压力和挫折都无所畏惧。 习仲勋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猖獗之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仅十六七岁,就同刘志丹、谢子长和其他同志一道,受命于危难,出生入死,艰难探索,成长为一个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和从群众中走出来坚忍稳健的领袖。胡景铎则随着其长期爱国忧民思想的发展,也很快认识到了旧民主主义失败在于没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失败在于没有顺应当时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历史发展的潮流,也早就看清了反动腐败的国民党走向衰落结局的必然性。这就是为什么胡景铎将军能亲自在国民党队伍中讲课,他讲“我们是三秦健儿,热血要洒在为正义而战的疆场上”

        其三,感悟横山起义这一伟大“壮举”, 就会认识到每当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和关键时刻,总是充满了各种历史的合力。横山起义并非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或无可奈何、别无选择情况下夺取胜利的,却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和意义,加速了西北地区乃至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而且可以说,“横山起义的伟大成果涵盖了党、政、军和社会民生的各领域”。其原因,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接见骑六师领导干部时所说:“景铎同志,你能在敌强我弱情况下,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勋的船,你选择这个道路是很正确的。你的革命行动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壮举横山”的价值和意义要比晚期的起义更值得我们研究和纪念。[5] 从中可以让我们重新去感悟习仲勋同志对我党统一战线精髓的深刻理解及其娴熟运用,以及他高超的领导才能和卓越的政治智慧。事实也证明,尽管当时,习仲勋、胡景铎两个年轻人身处不同的阵营,但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殊途同归,最终走到了一起。可以说,这场由毛泽东主席决策,由习仲勋亲自策划和指挥,由胡景铎组织实施的横山起义壮举,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鲜明的历史丰碑,它体现的就是民心的一种契约,一种集体意志的凝聚和责任的担当。在当今形势下它启示我们,只要以国家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为旨归,避免纷争与内耗,就能最大限度凝聚共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中华民族复兴进步的强大正能量,以及由此基础上国共两党可以再次走向合作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开放广东”为全国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凸显了创建“陕甘特区”人在南粤大地革新的锐气和胆量,是关键历史时刻的重大突破和创新,也是党、国家和民族走向新时代的先声与引领。

        首先,“开放广东”是习仲勋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政广东两年零八个月,为党、国家和民族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当时,“文革”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旧的体制严重束缚,急切地求变求新,在历史时代的大转折和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习仲勋西北人“出关征战”的个性,以及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在这样极为复杂的背景下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没有任何条件的前提下,勇立历史潮头,从这种芜杂与因循中杀出一条血路来,体现出习仲勋为国殉身、为民请命的深沉魅力。习仲勋说:“在我们干部中,思想僵化、半僵化的情况是确实存在的。不改变这种精神状态,不解放思想,不打破‘禁区’,冲破旧的条条框框,就很难前进,甚至什么事都干不成。”他对体制改革的迫切的心情和破釜沉舟的决心,在大小会上,甚至私底下都表露无遗。他语出惊人地说出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6]这种针对束缚生产力发展僵化体制的大胆“出格言词”,别人都不会说、不敢说或者不能说,只有长期在中央和西北工作,此刻又作为广东当家人的习仲勋敢说。他无所畏惧的坦荡直言,令当时头脑仍未转过弯来的人们吃了一惊。正是这种无私无畏的巨大政治勇气,习仲勋带领干部群众“杀出一条血路”,使得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积极的探路与实践作用。也充分体现出习仲勋这位创建“陕甘特区”人的身上凝聚着太多的精神内蕴,使人们看到了一位百炼成钢的伟大改革家和实干家在南粤大地革新的锐气和胆量。

        其次,“开放广东”是在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严峻现实下启动的,率先把一个封闭的地区转型成为开放的门户。英文中的开放就是open-minded,它讲明开放的主要对象是头脑和思想,也表明开放是一种善于学习和创新的姿态,表明了思想创新的重要性。习仲勋强调广东要先行一步,不光是广东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是从全局出发的。因为他非常清楚,当年“陕甘特区”各项工作都是会影响到全局的,需要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带头,自觉地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习仲勋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改革者和探索者,到广东工作初始,他跑遍了所有市县,充分调查研究,拨乱反正;他鼓励干部群众学习创新,破解难题、化解矛盾。针对“逃港”事件,他一针见血指出“偷渡外逃主要是来自经济的原因而不是政治上的原因”,“一定要采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解决这场纠纷,不能激化矛盾,更不能动拳头,动刀枪”。[7]他亲自任农委主任,直接抓农业生产。习仲勋启迪干部群众,不断反思政策问题,不断开拓改革开放已萌动的思路,一步一个脚印,在不怕碰得头破血流的实践中,切实向前推进。尽管当时外在的各种体制约束还没有完全逝去,但为了变革,勇于承担,宁可付出代价。正是这样求变求新的动力,冲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启动了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事实证明,习仲勋点燃了整个特区改革的燎原之火,为未来的中国改革开放造就了无限的动力机制,成功牵引了一场世界现代化史上空前规模的经济社会转型。“开放广东”就成为了我们党和国家在历史关键时刻的重大突破和创新的鲜明标志。

        其三,“开放广东”这一惊心动魄的艰难启程,必定会对未来产生长远影响和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事实说明,改革要做的不外乎认知与践行。在改革开放之前,持续的革命代替了一切。而现在,改革开放精神已经隐含到了整个社会运转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同时,开放也使得中国和国际体系的整合,使得中国的改革具有了国际意义。习仲勋主政广东时间尽管不长,但正处在历史大转折,他带领全省人民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他倡办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他在海外统战工作成果显著,对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社会主义特色道路探索上,率先突破,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如针对深圳的特殊情况,习仲勋又提出了发展多种经营,大搞补偿贸易、外来加工,办出口加工区,用这些办法尽快改变当地的贫穷落后面貌。事实上,正是这个要缩小内地和香港之间差距的为民谋利的想法,即搞“贸易加工”、创办“贸易加工区”的改革新思路,对后来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都起到了思想认识上的铺垫作用和纵深发展的推动作用,促成了当代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转型。因此,“开放广东”所释放的活力就成为中国社会最持久、最基本的特征,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成为我们党、国家和民族走向新时代的先声与引领。

        “壮举横山”与“开放广东”是习仲勋一生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历程中最具开创性意义的两个闪光点,其意义在于:既为中国革命走出历史困境,又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突出贡献,这对当代中国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壮举横山”与“开放广东”,体现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矢志追求。信仰是人类的精神特质,关乎人的观念和情感,当某种具体的道德理想或价值理念,顺应了人类进步和发展的主流方向时,这些个别的、特殊的经验事实就具有本质的、普遍的意义,就会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毋庸置疑的作用和影响。习仲勋一生,无论顺境与逆境,始终信仰坚固如山,坚信党的英明,情系祖国,心怀大众,可以说他是这一百年来,真心实意做着振兴中华富裕人民中国梦的志士仁人。“壮举横山”历时四个月,彪炳千秋;“开放广东”两年八个月,引领了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四十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事实证明,共产主义信仰,在万众一心的集体进取中迸发了超常力量,曾催生了一系列的苦难辉煌,践行了信仰与价值的有机统一。这是我们执政党建设的最重要的根本。唯有此,才能敢于触碰深层利益,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担当和敢为天下先。所以,习仲勋同志也常说“我们不能回避这个责任”[8]。

        其次,“壮举横山”与“开放广东”,体现了习仲勋一生充分坚持和贯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习仲勋是我们党少有的几个具有“圣人”特质的领袖之一。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壮举横山”,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放广东”,习仲勋都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探索做出了突出贡献。正如毛泽东对他的评价:“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同志之所以敢言人所未敢言、敢决人所未敢决,正是在于他已经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已经牢牢把握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脉搏。因此,“壮举横山”与“开放广东”启示我们,从革命、建设到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地从把握时代到引领时代,就是源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飞跃的必由之路。亦即在广泛调研中加深认识,在冷静观察中科学研判,在深入思考中谋篇布局,并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发展与改革思想。

        其三,“壮举横山”与“开放广东”告诉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才能不断强化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稳固执政党的根基。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改造世界的活动都不是盲目的和被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其价值导向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习仲勋之所以能在历史的紧要转折关头,敢为天下先,最重要的在于其坚强的党性和深厚的群众情怀,把走群众路线当作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当代中国,要像习仲勋同志那样,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武装人民群众,增进人民群众的认知,更要在满足社会需要,实现群众利益中完成由认知到认同、信仰的转变,并依然一如既往地提高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实现群众利益的能力。同时,还应看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当代所遭遇的最大挑战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阶层日益分化,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应该在统筹兼顾各阶层利益的同时,突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亦或者说,无论满足社会需要还是实现群众利益,都要求凸现和彰显其价值性,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宗旨,这应该是我们守望初心的价值追求。

        当今中国和世界,无疑都正在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转型变革。中华民族与中国共产党又到了新的历史关头。在探索中国的大国道路进程中,我们需要一位像习仲勋这样的伟大政治家和实干家,勇于直面矛盾,以重大理论突破实现党的自我超越,实现民族的飞跃性发展,推动国际秩序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同时,“壮举横山”启示我们,历史也要求当今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必须创新政治观[9] ,从历史与当代的贯通上,坚定信仰,顺应新时代,不断续写新的辉煌。毋庸置疑,历史的选择,人民的期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十八大以来,在现代的政治文明中,就已经注入了这样的执政理念和逻辑——“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已经切入到了提升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执政理念是对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全部奋斗历史的精辟概括,而“开放广东”引领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所总结出来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已经清晰地彰显了世界情怀和天下担当,为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带来新的思考和新的机遇。事实也将证明,这种深具开创性、普遍性的价值理念,不仅是中国思想对当代世界的重要启示,更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

        作者简介:石杰(1961—),男,陕西西安人,渭南市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干部,渭南师范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区域经济专业博士后,工学博士,主要从事系统工程、区域经济、文化创意产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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