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党走过的90多年光辉历程，13个春秋的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成功最辉煌的时期，它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进程，它所孕育出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则对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政党建设，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和里程碑意义。
历史选择了延安，延安孕育了革命。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发展都会回到原点去思考，人类历史经验也说明，最伟大的国民力量正是在文明转型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延安精神从发生的意义上看，它体现着中国的民族性特色和最本初的文化基因，更因其不断地汇入新的时代内容，在本质上体现了一种走向未来、开拓创业的民族精神和伟大的时代精神。因此，唯有深刻认识延安精神的意涵及当代价值，才能对今天的“中国特色”作出最真切的解读和阐释，才能找寻到实现中国梦和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本源。
一、从地缘的走向考量延安精神形成的历史渊源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形成的，也是一个民族在其特定的地理生存空间，长期共同生活和共同社会实践中历史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延安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腹地，地形地貌繁复，形成周围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的完整体系地理单元。其紧密的外围历史区域大至包括约当今的延安和榆林两市或南北更广袤的地域。大量的史前文化遗存证明，我们的先民远古时代就曾在这块黄土高原上创造着人类文明，这里包藏着最深厚的人文底蕴。“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就栖息和活动在陕北这片土地上，黄帝陵就在今延安所属的黄陵县桥山。
从商周时代起，这片土地就成为多民族融合与交流的“绳结区域”。其流动和迁徙以地缘走向为基础，大都习惯于顺“塬”和“壑”聚集而居，向外辐射发展为纽带，互动重构，各民族在地域上形成了共根意识，即凝结着的一定血缘、亲缘和地缘的整体民族根生意识。这从陕北一些地名中，就可以看出这种地缘走向的历史遗存现象，以及所呈现出的多民族地理分布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和民俗多元性的特点。这种多元一体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仅是共同的地缘和生活环境，更重要在于共同的历史命运的联接，承传着共同体所认同的文明“黏性”。
自上古的商周历经秦汉隋唐而至北宋，二千余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是沿着黄河这一轴心在长安——洛阳——开封作东西方向的移动。最具影响的古丝绸之路，横贯了欧亚大陆东西。但在南宋以后，南移始至长江流域，地缘走向上表现出南北的呼应。黄河流域“龙”的图腾，与长江流域“凤”的象征相融合，于是龙凤呈祥，民族兴旺，进而疆域扩大，社会发展，各民族间的联系纽带愈加强化，民族共同体诸要素渐趋完备，民族观念认同进一步自觉，“中华民族”遂成为包括中国境内诸民族的共同称谓。更重要的是这种由北方向江南倾斜，也即由北方的旱作文化向南方的水作文化倾斜，最终呈现出中西部的内陆“茶马文化”与东南部的“海洋文化”相融合的走向与特征，中华文明与世界的联系由此就更加紧密。
尽管此后的中国经济重心以江南为主，但政治中心却仍偏于北方。两千年前，司马迁曾经预言：“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20世纪30年代，源于中国南方的中央红军历时两年多辗转万里余，踏上漫漫艰苦求生之路。但当这支历尽艰险的疲惫之旅，到了陕北就迅速恢复元气，站稳了脚跟。这里就成为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中国革命新的出发地，最终从延安走向全国，拥有了未来。
因此，从地缘走向上考量，才会明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开始生根发芽的地方,始终扎着中华民族的“根”，也有着中华文明的源头，且从来没有中断和迷失过。审视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就一定会领悟这块黄土地上所孕育出的延安精神绝非是偶然的。它是中国人魂灵中积淀的一种主体性精神，它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农耕文明的历史根据，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品格。我们的党正是在这个支点上使我们进入了现代文明，延安精神也由此便成为中华民族崛起的精神杠杆。这也让我们十分清晰地体悟到由这块黄土地上所凝结着的血缘、亲缘和地缘的整体民族共根意识，即多民族构成的共同体所认同的“黏性”传统文化，才会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政治认同、经济协同的共同体，又成为一个遵循文化底线构筑的基本价值观的共同体。这种传统文化既是融合传统性与时代性的出发点，也是融合共同体内部文化差异性的出发点。显然，只有放眼地缘走向，才能充分阐释数千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能在延安的土地上很快相互涵容与成功激活，不但孕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更为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政党建设奠定了基础。
二、以文化哲学的视角透视延安精神的深层意涵
文化最根本的意义是人之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哲学是人类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的外显，两者一直有着内在的本质的关联。以文化哲学的视角透视延安精神的意涵，与以往的研究思路不同。它是从人类文化整体上来认识延安精神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结论上对延安精神一定会形成更深层的全新认识。
1、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是延安精神的根脉所在
5000年前，从陕北黄土高原走出的轩辕黄帝开启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先河，在铸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上起了奠基作用。5000年后的三四十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在这里倡导和建立了一整套先进和崇高的价值体系，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纵观历史发展的变迁过程，就会发现“发展变化”和“传承积淀”这两种力量的交融互动，推动着中华民族精神一脉相承，不断弘扬光大，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基因，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撑。这种文化和精神的“基因”以及精神标识的核心精髓被称之为“和合”。
据考证，“和合”除了协作与团结的意思外，更有向心和聚拢的含义，更能体现人们之间及其与社会、自然关系的融会协调、和凝为一的整体性。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其要旨在于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自我身心的融通与和谐。
延安乃至整个西北的历史是多民族融合的历史。交流交融形成的具有丰富内涵的地域文化共同体，显示出其典型的多元、兼容和开放的特色，其深层就蕴含着炎黄文化的精髓——“和合”文化。正是这种源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上的多元一体基质，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凭籍这种“和合”文化与其先进思想，在不同政治、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区聚合一切爱国爱民族的力量，传承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并成为那个时代文明的深层内核。延安精神就深深地植根于其中，构成了它由以出发和成长的最深层次的根基。
首先，延安整风运动，妥善处理了党内各种矛盾，真正找到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融合的道路，确立与巩固了毛泽东为核心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地位，全党达到了空前团结与统一；其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国共两党首次共祭黄帝陵，促进了国内团结抗日，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使抗日战争成为一场伟大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第三，延安拥政拥军运动，实现了军政军民的大团结。且政治经济政策，保护富农政策，改没收地主土地为减租减息政策的调整，实现了包括各阶层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汇聚成挽救民族危亡的强大力量；第四，以“三三制”为特征的民主政权，吸收资产阶级和其他各阶层参加政府管理，形成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政治制度，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人民同政府关系最好的时期；第五，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长途跋涉奔赴延安，表明具有海纳百川胸怀的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得到了最广泛的拥护与支持；第六，延安大生产运动，能够合理地对待大自然，把一派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不仅克服了困难，渡过了难关，而且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从事经济工作的专家和人才，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奠定了基础和生态发展理念。
目前论及延安精神的意涵，人们比较多地讲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等等。但事实上，仅从这些方面来理解和弘扬延安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这些也并非都是延安精神的核心和灵魂。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巨大的挫折中奋起，扭转乾坤，走向成熟，开辟了中国革命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具有自觉性和浓烈的理性色彩的中华传统“和合”文化，能够使该民族的社会成员形成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所达成的整体共识。这种整体共识，如同一面旗帜，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以及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中华儿女紧密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显然,中华传统的“和合”文化，涵养着且有力地促进了延安时期政党关系、民族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以及善于处理人与自然亲和与索取关系的和谐，形成了和而不同、政通人和、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寻根溯源，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可谓是延安精神的根脉所在。但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解读与挖掘并不充分。
2、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是延安精神的魂魄所系
源于黄土高原上先民们生存发展的整体意识，使得中华民族自身始终存有一种生机和永不衰竭的活力，给中华民族打上了“生生不息”的民族个性烙印，成为这个民族的永恒的集体记忆，这就是中华民族精神。
延安及其周围地区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中，传统文化始终没有中断过，且往往是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越是能够转危为安，由弱变强。应该说，延安这块土地上始终深深蕴藏着中华一脉沿承的壮骨和生生不息的中华之魂，这也成为伟大延安精神的魂魄所系。同时，延安精神是这块黄土地上所孕育的魂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农业文明的结晶，它所蕴含着的最精髓的东西，即“生生不息”，实质上是中国农业文明和农耕劳苦大众的意识表现。它涉及到人和自身、民族自身的关系，是民族个性活力和生命力的内在动力。事实上，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核心一直是农民问题。而农耕经济的持续性、多元结构和早熟性，直接影响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延续力，包容性和凝重性。延安精神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结晶，就其文化现象而言，它是农耕文明的精髓，是黄土地的精灵。它的主体性表现在当年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吃土豆点油灯，住土窑洞、坐石凳等。它实质上是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意志的表现形态。其产生有着几千年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实践根据，也有着与此相应的传统文化、社会心理的基础以及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种最具活力、最充盈着生命劲道的时代脉络，前后递进、陈陈相因，展现出一波又一波生生不息的精神脉动，承传着伟大的中华魂。
马克思说，历史本质上是一种有着内在向上机制的时间运动过程。“生生不息”包含着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自主和自立。也正是“生生不息”重新整合了延安时期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和心理结构，强化了民族意识，唤起了民族文化的复兴。因此，延安精神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顽强的生命力和百折不挠的开拓进取精神，从而维系着整个民族的独立和进步。
延安时期是扭转中国历史车轮，开拓中国革命新局面，开辟中国新纪元的时代，是中国共产党总结过去，开拓未来，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日益走向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诸如延安整风和各种文化思想讨论交流，自觉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先后提出和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既抛弃了传统文化的糟粕，又继承了其仍有生命力的内容，从而使民族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存形式和生命活力，成功实现现代转型。这种直面开放，从容吐纳，返本开新，使当时我们的党风、文风和学风不断地兼容并蓄，勇立潮头，标立新帜，犹如奔腾的大河，源源不断，反映出一个持续重视自身建设的政党充盈着务实、坚韧和担当精神。表明延安精神始终跃动着一种生生不息的情怀和气度。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应是延安精神的魂魄所系。
3、中国人的“民族伟大复兴”是延安精神的梦之所牵
上下五千年的风雨无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直是每个时代潮流中的突出主题，凝聚着我们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积淀着我们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延安精神是以“和合”凝聚民族团结、以“生生不息”推动民族前进为特征的，是这块黄土地上的文明底蕴和愿景的升华。它在深层次上是具有千年历史语境的，它深刻道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即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中华民族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繁衍、发展和壮大的精神支柱，是激励本民族成员为着美好的目标前进的精神动力，是联结本民族成员心灵，使之产生对本民族的认同感、自豪感和献身的责任感的感应纽带。
延安是一个神圣的地名，也是一个梦想的所在。所谓“梦”，实质上是一种文明发展和传播的理想状态。从文化哲学的角度，也可以叫做文明之梦。每一个时代都有率领其思想潮流的时代精神，它反映着人们最新的欲望、理想和追求。延安时期，人们的梦想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完成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建立新中国。但延安精神并非是一种自我封闭的、单纯区域性的、只适应于战争年代的精神文化形态。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流动的、进取的、拓展的、深远的精神文化，是一种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引领时代的主流文化。中华民族本质上是既包含有多元文化的又形成独特品质的统一文化有机体。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不仅仅是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或者说一个狭隘的文化上的复兴，而是一个文明体的复兴，它应该是全面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这就是延安精神之所以丰厚蕴藉，足以显示其构成一段完整历史的足够容量与充分价值的原因所在。
显然，人类共同命运的努力成败，取决于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哲学和文化层面，正是它形成了指导政治行为的重要观念和思想。延安精神是传统文化和时代文化深刻影响的产物。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它深刻地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从文化哲学视角来透视延安精神的意涵，它既是永恒的，即它的精髓和本质，其赋予了延安精神持久的魅力，这就是“和合”文化；它又是发展的，即它的新鲜时代特征，其赋予了延安精神蓬勃的活力，这就是“生生不息”精神。文化哲学强调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连续性，亦即将文化与人的发展关系视为同一整合的。不只注重具体的文化现象，而总是把文化置于整个社会生活之中，考察文化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观念形态文化对人的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所以，文化哲学的视觉透视延安精神的深层意涵，归根结底就是要挖掘延安那段时期充满文化创造力的人的历史进程，并据此来指导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走向全面复兴。无疑，这是自觉的文化哲学的真正落脚点和现实关怀。
三、用深化改革的眼光追寻延安精神的当代价值
历史从哪里初始，思想进程也就应当从哪里开启。世界与中国都处于转折的关键时刻，时代呼唤重塑与变革。新的社会风尚正在涵养，新的时代精神正在显现，中国的价值观也正处在深刻变革的关键性拐点上。
陕北黄土高原是延安精神的诞生地。延安精神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精神。诚如习近平自己所说：“陕北高原给了我一个信念，也可以说是注定了我人生过后的轨迹。经过了陕北这一堂人生课堂，就注定了我今后要做什么，它教了我做什么。”“我现在所形成的很多基本观念，也是在延安形成的……”，“延安是我人生的一个起点”。习近平还指出：“伟大的延安精神滋养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实践也证明，我们什么时候坚持和发扬延安精神，什么时候党和人民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成功和胜利。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深刻革命和文化复兴，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追求、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是实现中国梦的动力和活力，是时代精神的坚韧彰显。它需要一个思想与文化的引领支撑。延安精神正在成为当代以及未来新的中国文化的根基与魂魄。
1、深化改革：关键在于弘扬延安精神凝聚价值共识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改革实践表明，深化改革的关键是需要制度化的“共识凝聚”。亦即形成社会最大程度的价值共识，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自我身心方面的和谐发展。这种整合众生的终极关怀思想及朴素辩证的、融合发展的整体思维模式，恰恰与延安精神所彰显的“和合文化”一脉相承。
回望延安十三年，谁也不会否认当时人民领袖与老百姓的关系、干群关系都是最好的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富人与穷人的关系也是相对融洽的时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群众诉求也是最得法的时期。它同时表现为树立民主样本、建设清廉政治、推动整个国家进步的精神，探索跳出“周期率”的政治新路精神。这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历史文化的自觉，继承和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的体现。但作为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全部传统与作风概括和总结的延安精神，绝非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简单照搬与低层重复。它是知、情、意诸方面有机结合而成的一个整体，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精神家园。而改革创新则始终是延安精神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
深刻洞察当今时代主题，社会结构正发生着深刻复杂变化，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样态。但就在深化改革的今天，延安精神所包孕着共同的华夏认同及其包容性与涵摄力，更加凸显出其伟大的作用与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激励着中国人民变革创新、开拓奋进。党的十八大还提出建设美丽中国，这种生态文明理念，终将促使当代中国和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向中华传统生态文明思想的复归。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执政理念就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就是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和合”文化，阐释和推广新一届政府的施政方针和智慧。他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推动相关各国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这些都是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植根于历史文化传统，继承和创新延安精神“和合”文化的生动体现。事实上，十八大以来党的执政新风正是延安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它必将成为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政党将建设重要的里程碑。
当然，“和合”文化并不否认事物的本来矛盾和进行必要的斗争。实际上，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和各种错误思潮斗争的过程。诚然，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尽管会有一些冲突、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是学习、消化、融合和创新。特别是目前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并没有搞全民运动，也没有把腐败治理当做继续执政的权宜之计，或仅仅视为服务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标的手段。而是从整体性视野出发，把这项工作作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维护国家治理有效性的重要工具。既着眼于当前廉洁政治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又立足长远，从体制机制层面建立廉洁政治长效机制，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统筹考虑，系统谋划，体现出了高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表明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通过深化改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正在不断取得广泛的共识。
2、新的历史起点：延安精神就是深化改革的驱动力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民族自强精神不绝，这是照耀我们奋勇前进的不灭灯塔。这种“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基因，涉及人和自身、民族自身的关系，是个性活力、民族生命力的内在动力。这也就是延安精神的魂魄所在。
延安深处黄土高原内陆腹地，占据了中国版图轮廓中轴线的北段。延安是中国版图的几何中心，这里由此而更广袤的西北区域已经带有世界心脏地带的特质。就在这里，曾孕育过两种划时代的文明。继“华夏和人文的始祖”黄帝奠定了灿烂文明史的文化图腾、文化积淀和独特的战略地位、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融入与开新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开拓了具有东方文化特质的建设发展道路之后，从这里又走出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中国伟大时代的选择，是对中华文明创造者的崇敬和对中华文化统一性的认同，这也是于回身返顾中吸取原初文明的精气神，骨血补充，返本开新，推进文明中国发展的自然进程和全新的文化起点。无疑，这也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次划时代文明的开启。
中国改革和崛起的实质是文明的转型。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中华民族是一个“文明共同体”，文化超越意识极强，肯担当和有责任精神，强调学习和更生能力，强调人们应该像自然一样运行不息，不能懈怠和不断奋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群众，历经磨难而信念弥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事实上，正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奋斗史的艰辛与坚韧性格，铸就了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在于其具有文明创新性，能在社会政治变迁中依然被继承和发展着。在与时俱进的改革发展年代，延安精神继续展现着无穷的进取精神。且越是存在着阻碍深化改革的问题，越是要直面各种矛盾和问题，越是要增强改革的勇气和智慧，越是要靠延安精神之魂生生不息的深化改革和持久创新。尽管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社会矛盾明显增多。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那么，在新的历史起点，蕴涵着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生生不息、绵绵不已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发展动力的延安精神，就一定会驱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3、中国梦：延安精神既是源头又是延伸和升华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勇敢地承担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历史重任。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个价值目标，民族伟大复兴并非简单抽象的描绘一个未来的理想社会，而是立足于从中国历史、国家民族的内在需求和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个党的自我体认出发的。中国梦的提出，就是鼓励中国人去重新发掘国家历史与未来的关系。
西北广袤的区域带有世界心脏地带的特质。从陕北黄土高原走出来的延安知识青年代表习近平率领亿万中国人民，沿着以黄帝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先人开启的人类文明之路，继承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培育的延安精神，唱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创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共同体，标志着中国从参与全球化到塑造全球化的态势转变，并向世界表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不仅对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及其对实现中国梦的决定意义充满自信，而且注重研究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中国梦正在成为当今中国发展的一面精神旗帜。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梦”的宣传要跟价值认同、价值观建构结合在一起。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文明复兴，关键是要重塑中华民族的价值认同。同时，也需要一个全面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启蒙过程。延安时期，正是因为重视民族文化形式的回归，中国共产党才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此也就有了全新的开始。这也可以看做是中国梦的源头。
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时代要求和关键，中国梦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指向，是中华民族全体社会成员凝聚全面深化改革共识的价值纽带。而凝聚和维系这种共识的价值纽带，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改革阶段，则有着不同的表现和要求。但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期间所形成的延安精神，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是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而采取的不同文化思想建设策略，二者在思想上一脉相承，都是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根本的价值哲学和初步的治国理念，延安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源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则是在继承延安精神上的延伸和升华，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前全国各族人民不懈追求的共同理想，亦即成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根本的价值追求。从这个层面上看，全面深化改革是价值重建与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实现中国梦则是延安精神最基本的当代价值。
回顾党走过的近百年发展道路，中国革命历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可以找到延安精神的历史痕迹。而每一重大历史转变时期，延安精神则必然会成为人们挖掘和阐发的热门课题，也会成为全国人民为实现新的历史转变而所必需的精神力量。延安精神在当今时代的再次凸显，则是历史发展对延安精神所具有的统一党内外思想、党的领导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认同、推进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发展、引导时代价值取向、增强民族自信心等功能的呼唤与要求。毋庸置疑，延安精神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汇流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源泉和信念支撑。（通讯员 石杰 付功振）
（动笔于2013年12月，再次修改完成于2015年4月）
作者简介
石杰:男，54岁，中共党员。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区域经济学博士后。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陕西省社科院特邀研究员。在国内主要核心刊物发表论文40多篇，已或正在出版《知识视角：企业战略》、《文化创意产业概论》、《在西北局的日子里》、《渭南区域发展新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政府绩效评估》和《国家、地区和城市的知识资本》等10部著作。现在陕西省某省级开发区任副主任。
傅功振：男，66岁，中共党员。陕西师大退休教授，陕西国际商贸学院文化与艺术学院院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陕西省、西安市政府特聘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专家。参与编纂《汉语虚词大辞典》、袁行霈、陈近玉主编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陕西卷》等相关论著，撰写学术论文数十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