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在李村囚禁了半年多的时间，长官部对他用尽了心机，不但没有软化叶挺，倒使他从顾祝同及其幕僚的各式各样的表演中更加看清楚了国民党虚伪腐败的本质。两相对比，也更加深了他对共产党的认识。
顾祝同无计可施，重庆国民党当局决定将叶挺转囚他处。8月初的一天，一名军官带着一个斑全副武装的卫兵拥进李村囚室，对叶挺说：“蒋委员长请军长到重庆去。”叶挺一看架势，还以为对他要下毒手秘密处决了，作好了从容就义的准备：“你们不要玩什么花招，要杀就在这里杀好了，不用转到什么偏僻地方去！”
带队的军官连忙解释说：“军长误会了，我们是奉顾长官的命令来请军长去重庆的，别无他意。”
叶挺走出李村囚室，被请进门口停着的一辆小汽车。小车发动离去，扬起一路灰尘，临时送到了三战区军法执行监部盘石渡看守所。这是一次李村被囚新四军高级干部的大变动。叶挺押走不久，新四军敌工部长林植夫也随后被押送到了盘石渡监狱。新四军组织部长李子芳和政治部秘书长黄诚被送到了石底监狱。
同囚在盘石渡监狱的除林植夫外，还有新四军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教育长冯达飞（事变前夕任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和军部秘书吴正邦等人。叶挺对他们说：“顾祝同说是蒋委员长请我去重庆，我估计此行凶多吉少，也许到不了重庆，我半路上就会遭到暗杀。我个人生死早已无所谓了，只是妻子儿女不得我的音讯，一定焦急得很，我得想办法有所交待。”说罢将一张白纸裁成三张大姆指宽、两寸来长的纸条，提笔在纸条上写着：“此去生死未卜，如有万一，妻子儿女希望朋友们照拂。叶挺 ”。三张纸条都写着同样的内容。
写毕，叶挺将三张纸条分送给林植夫、冯达飞、吴正邦三人，郑重地说道：“这是我的‘遗嘱’。你们三个人之中，我看至少有一个可能活着出去。不论是谁，都请替我保存这份‘遗嘱’，将来有机会送出去。好吗？”
三人从军长手中郑重地接过字条，点了点头。后来，冯达飞在狱中被杀害，那张字条随之消失；吴正邦变节自首，销毁了军长的字条；林植夫将字条缝在棉衣里面，集中营迁移到闽北建阳徐市镇后托交给因医术高明而幸免遇难的王聿先保存。后因战乱，王聿先几经转折，未能将此‘遗嘱’留存下来。
这事鲜有人知，笔者在林植夫自述材料中发现此事后首先通过《江西日报》披露了出去。有人见到《羊城晚报》转载的此稿，说当时军长革命意志非常坚定，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是不可能写出这种儿女情长的“遗嘱”的。但笔者认为革命者也是有感情的人，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并不等于对妻子儿女置之不理，不闻不问。叶挺清楚蒋介石心狠手辣，自己没有按照他的旨意去做，随时都有被秘密处决的可能。叶挺夫妻感情笃深，深爱儿女，身陷囹圄也自然会牵挂着妻子儿女，所以在自己可能遭遇不测之前请朋友们照拂自己的妻子儿女实属人之常情，无可非议。因此这份“遗嘱”并没有给叶挺抹黑，也根本不影响叶挺的高大形象，倒使人看到叶挺也是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革命者。笔者亦曾向王聿先证实过此事。
叶挺在盘石渡监狱没关几天，便被转送到桂林，再到重庆。在距上饶狱中写作《囚语》1年零10个月之后，1942年11月21日他在重庆狱中写下了著名的《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啊，/给你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经过多方营救，共产党并提出将邯郸战役俘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马法五作为交换条件，蒋介石才答应释放叶挺。1946年3月4日，囚禁了五年之久的叶挺终于获得了自由。出狱第二天他就致电中共中央请求加入共产党，表示要在党中央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两天后(3月7日)，毛泽东亲自修改致叶挺的复电，高度赞扬他“为中华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决定接受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
4月8日，叶挺和夫人李秀文、女儿扬眉、儿子阿九一起，与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黄齐生等人同乘一架运输机离开重庆前往延安。飞机不幸坠毁在山西省兴县东南八十里地的黑茶山上，机上人员全部殉难，被称为“四八”烈士。
叶挺虽早已悲壮地离去了，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载入了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史册，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